于是，博尔滕给保尔森又打了电话。这时保尔森认为自己之所以拒绝，实际上是出于对失败的恐惧。他在高盛一向以“直面困难”著称，现在是不是想在困难面前当逃兵呢？

保尔森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与大多数信徒一样，他非常赞赏玛丽 ·贝克 ·艾迪（ Mary Baker Eddy）的文章。玛丽试图重新恢复早期基督教对精神疗法的重视，并于 1879年在波士顿创办了第一所基督教科学派教堂。“恐惧是疾病的根源，”她写道，“必须驱散恐惧，为上帝重建平衡。 ”

保尔森刚挂上博尔滕的电话，就接到共和党幕后操纵者詹姆斯 ·贝克的电话。此时保尔森对就任财长一事想法有所改变。贝克向保尔森透露：自己已向总统说明保尔森是目前财长一职的最佳人选。这番话让保尔森很受用，他向贝克表示，自己会再认真考虑这个提议。

莎莉集团（ Sara Lee）首席执行官约翰 ·布莱恩（ John Bryan）是保尔森的老朋友，也是高盛董事。保尔森在芝加哥做投资银行时，他就已是保尔森的客户。布莱恩告诉保尔森：“保尔森，生活不是一次彩排。你不会想在 80岁闲坐时告诉孙子孙女们，曾有人请你做美国财长吧。你应该告诉他们你曾是美国财长！”

5月 21日，保尔森最终接受了财长一职。按照相关程序，白宫要在随后一周内对他进行背景核查，之后再向外界公布任命。保尔森面临尴尬局面：一方面他仍要参加高盛合伙人年会，另一方面他还不能让人知道他辞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年会客座演讲者正是伊利诺伊州新当选的参议员巴拉克 ·奥巴马（ Barack Obama）。媒体仍在猜测保尔森是否会加入政府部门，保尔森的同事就更不知情了。整个年会期间，他一直躲在酒店房间里。

华尔街有两种银行家：一种是圆滑的推销能手，他们靠才智和魅力获得成功；另一种人靠的则是斗牛犬般坚持不懈的顽强意志。保尔森属于后者，白宫很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正式接受财长职位前，保尔森要求解决几个关键性的细节问题。在高盛 年的职业生涯教会了他如何达成最有利的交易。他要求获得书面保证，确保财政部在政府内阁中享有与国防部和国务院同等的地位。他明白，在华盛顿，最关键的是接近总统，他也无意做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职员：虽会被召集参与讨论总统的想法，但华尔街的行政总裁们可不会回他电话。他还设法让白宫同意把国家经济委员会一些会议的举办地点设在财政部大楼中，该委员会由保尔森在哈佛商学院的同学阿兰 ·哈伯德（ Allan Hubbard）领导，副总统迪克 ·切尼（ Dick Cheney）也亲自参会。

为避免将来受到要他采取有利于前雇主的种种建议的干扰，他主动签署了一份内容广泛、总计 6页的“道德”契约，规定其在整个任期内不得染指任何与高盛相关的事务。他的声明远远超出通常情况对政府官员提出的“一年期”要求。“为审慎起见，在我就任美国财长的整个任期内，凡与高盛集团相关的任何活动，我都不再参与，”他在一封类似契约的信中写道，“我相信这些举措将确保我在履行美国财长职责过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避免发生利益冲突。 ”实际上，高盛的影响力已渗透到了华尔街方方面面，这样的声明不可避免地妨碍保尔森行使权力。此时，他根本没料想到日后会拼命努力摆脱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