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尔德还有一些特点让保尔森感到极为担忧。例如，富尔德从不惧怕风险，保尔森认为他简直到了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保尔森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曾评价说：“他就像是一只猫，有九条命。 ”1995年初墨西哥发生比索危机，保尔森在高盛的老同事、时任美国财长的鲍勃 ·鲁宾决定向墨西哥提供援助。保尔森认为，鲁宾此举无意中救了富尔德。雷曼当时在没有进行风险对冲的情况下豪赌了墨西哥比索的走势，而事实证明雷曼的预期是完全错误的。有人指责鲁宾之所以要组织国际援助，实际上是为了尽力拯救高盛，保尔森对当时的这些情况记忆犹新。

在保尔森看来，富尔德与肯 ·兰贡（ Ken Langone）和戴维 ·科曼斯基（ David Komansky）这样的金融家是一类人。这些人经常在曼哈顿的圣彼得饭店大吃大喝，与理查德 ·格拉索（ Richard Grasso）称兄道弟。保尔森曾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力资源和薪酬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曾批准向该所主席格拉索发放 亿美元的薪酬。富尔德也是薪酬委员会的一员，兰贡则是委员会的主席。在格拉索的巨额薪酬引起一片哗然之后，保尔森决定想办法把他赶走。在他看来，格拉索不仅贪婪，还很不诚实。当时已声名鹊起的纽约总检察长艾略特 ·斯皮策（ Eliot Spitzer）很快插手此事，对格拉索和兰贡两人都提起控诉。正是从这场斗争开始，保尔森极度憎恶格拉索及其亲信。他非常明白，这伙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毫不犹豫地将保尔森置于死地。

不过，作为美国财长，保尔森必须是一位高明的外交官，他需要与华尔街所有首席执行官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人会成为保尔森的巨大财富，是他在市场上的耳目。如果他需要，他希望能直接从这些首席执行官处获取有关“交易流”之类的最新信息，而不是从财政部工作人员那里获得过时的二手信息（尽管这些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把这些事情搞清楚）。

2006年夏天，保尔森上任一个月就亲自给富尔德打了电话。当时富尔德正和一个朋友在太阳谷打高尔夫球，他在太阳谷有一套房子。富尔德正打算在第七洞发球时，手机响了起来。虽然高尔夫球场不允许使用手机，他还是接了电话，也没人对此提出异议。

“我知道这个电话会让你感到意外，”保尔森开口道，“你我多年来一直努力置对方于死地啊。 ”富尔德大笑起来，能被保尔森看做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他感到很得意。“我希望今后能经常给你打电话，”保尔森继续说道，“聊聊市场、交易、竞争，了解一下你关心的事。 ”

富尔德对保尔森的姿态感到满意，保尔森后来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事。那次通话后，他们保持了密切联系。保尔森非常重视富尔德提供的各种市场信息，当然，他也会与富尔德分享他对市场的看法，他的观点被富尔德看做是对市场的官方权威解读。保尔森当年任高盛首席执行官时，曾不遗余力地辱骂、诋毁富尔德，可现在让保尔森感到意外的是，他发现富尔德不仅颇有个人魅力，而且极富实干精神。虽然保尔森还不能百分之百地信任富尔德，但他知道两人可以共事。

鉴于当前特殊的市场环境，他们已经好几次在电话中斗智斗勇了，接下来这个电话更是如此。

保尔森在早间会议接近尾声时，向下属们布置了一系列任务，其中之一是敦促尼尔 ·卡斯卡里和菲利普 ·斯瓦格尽快完成他们已着手撰写的危机应对白皮书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如果金融体系开始崩溃，政府应该如何进行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