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30万中国人的鲜血，洗去了六朝粉都的秀色，南京沦为一座鬼城。如同陈旧破损的黑白影片一样，街道两侧的树和稀疏的行人就像影子，在没有光色的岁月里匆匆走过。而今这座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城池复活了。主要街道上到处搭起翠绿的牌楼，到处点缀着"和平"、"胜利"的金色字眼和"V"字标记。黄埔路两旁，每隔50米都竖着一根三色旗杆，联合国的旗帜在晴空飘拂。人群和爆竹四处流溢。在这纷繁的喜庆气象中，有一条红布横幅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横幅上的大字为：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

9月9日9时，中国的政治家们根据星相家的感受，选定"三九良辰"举行受降典礼。

会场设在中央军校礼堂。这里的布置同样隆重而热烈。星罗棋布的宪兵警卫闪烁着蓝光的钢盔和冲锋枪，往这高扬的气氛中打进了冰冷的楔子。

礼堂内受降席的两侧和二楼的观礼席上，400余名中外官员和记者已经到位。

礼堂顶部的水银灯忽地全部打开，整个大厅光芒四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率领四名受降官走进大厅。全场来宾肃立致意。

1935年5月，担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蓄意滋事，派人指使日本租界内的青红帮刺杀了伪满《振报》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反污称为国民党特务所杀，借此提出一个《何梅协定》，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承诺了这个协定，使得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平津一带的战略要地，为两年后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祸根。抗战八年中何应钦与日寇也没少勾搭。此时的他难免心虚气短。

何应钦总司令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受降席中间的位置坐下，挺直腰杆，压平目光，用力摆出一尊刚柔相济、胸揽八极的风范，但怎么也摆脱不了一幅慵懦无能、奸柔取巧的"贰臣"模样。

他的右边是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左边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翻译王武上校立于何应钦身后。

8点58分，在中国陆军中将王俊的引导下，冈村宁次领着陆军少将今井武夫等6名投降代表进入会场。

日本皇族朝香宫鸠彦到南京传达天皇的《终战诏书》时，曾不无疑惧地对冈村宁次说："我在东京听说这里的陆海军态度最为强硬，我有被扣留的危险。阁下会扣留我吗 "由此足见冈村宁次作为死硬派是出了名的了。

冈村宁次陆军大将视投降典礼是绝大的耻辱，好在受降主官是何应钦，这为他多少排遣了一点邪火。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道："何应钦是我中国好友之一。这次他来使我想起1935年秋同他相见的情形。那时我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运动高潮，很难与中国要人见面。因此，我和须磨总领事在旅舍接见了来访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中国军官们后，即拟回国。但突然接到何应钦(当时可能是总参谋长)电话，约我吃晚饭，并约定不谈一切政治问题。我大喜之下前往欢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如今向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这是一段微妙的奇缘。"

这段"奇缘"在目今情境下是否还靠得住呢 冈村宁次要考验考验，他违反无条件投降的规定，派人向何应钦索阅投降书，这本是断然不能允许的，但一向手面小的何应钦竟然于9月8日晚秘密派员送达了冈村宁次。这段"奇缘"到底还是块纯金。

冈村宁次吞下何应钦这副镇静剂，领着6名投降代表行至受降席前，向他的"亲密友人"行45度鞠躬礼。随后，他们入投降席落座。

日本投降代表坐定后，冈村宁次与何应钦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这是两张脸的对峙。这两张脸的后面都有另一张脸，它们重合或分开，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不知道何时是真，何时是假。

此时的何应钦庄重宣布："记者可以摄影5分钟。"

冈村宁次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场面。加上头顶四盏水银灯的强烈照射，何应钦这味镇静剂也顶不住了。于是他又调动白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以调整情绪安心定神。

随后按照既定的程序，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他的一枚水晶图章给目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冈村宁次参与过两次中、日双方停战协定的签约。一次是1932年5月5日的《淞沪停战协定》，一次是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停战协定》。那都是他的光荣和骄傲。他把今天算作第三次。相比之下，宛若云端与地下，他被这有力的两极撕扯着，巨大的仇恨和痛苦难以自制。

投降书由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当他捧着投降书至受降席前敬礼时，何应钦即站起来致以答礼。按预先的规定，在整个仪式中投降者须敬礼三次，而受降方均不作答。何应钦此举又撩起冈村宁次的感动："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的道德!"

何应钦虽是个懦弱寡断之辈，但也有阴狠毒辣的性格。西安事变时，这个时任军政部长、把持着军权的亲日派极力主张采取强硬手段，派机轰炸张学良和杨虎城，意在把蒋介石逼上绝路，他好取而代之。何应钦的这一面只是从来没有朝向冈村宁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