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这些孩子尽快融入到社会中，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从苏联毕业的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前，被安排进入北大语言班先补习两年中文。考虑到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有限，特地将中学生和小学生安置在生活习俗与苏联比较接近的哈尔滨，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在这里，伙伴们又欢聚在一起，又能够畅快地交谈，又能够吃上亲切的面包和香肠，孩子们的小脸儿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

在政府的关怀下，二三年以后，孩子们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汉语交流了。一个又一个从国际儿童院走出的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不顾苏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国内。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1952年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扶贫事业；

罗亦农儿子罗西北1945年以苏军情报员的身份回到日军侵占的东北。1948年再次回到苏联学习。他在1953年学成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她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沈林如195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先后参加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在冶金轧钢工艺创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肖苏华自幼酷爱舞蹈，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为中国芭蕾舞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健成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跳高教练。在他手下，诞生了郑凤荣、倪志钦、郑达真、杨文琴等一批世界著名的跳高名将

……

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道德观念，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烙印 ――“国际儿童院的孩子”。

这是一个特殊的留学生群体。

儿时，他们在一起成长，情同手足；

青年，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和磨难；

晚年，他们互相依赖，彼此牵挂。

这种在孩提时结成、在人生中加固的情感纽带，已经超越了友谊的界限，而真正转变成了一种亲情。以至于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寻求的是伙伴们的援助，就如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那样。

在他们心中，这些儿时的伙伴，才是最可信赖和依靠，最理解自己的人。在这种亲情面前，血缘已经失色。

几乎在每一个节日，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要聚在一起，准备一桌传统的俄罗斯饭菜，品尝从“老家”带来的俄产饼干和糖果。大家用流利的俄语畅快地交谈，一首接一首地吟唱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伴着歌声翩翩起舞。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抛开沉重的社会面具，重新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重新成为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重新融入亲人的怀抱。

如今，从伊万诺沃走出的孩子们大都已经年逾花甲，年龄小一些的也已经是六十开外了。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无疑是“第一故乡”，这里有父辈的鲜血和足迹，更有自己的热泪和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