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报考留苏预备部的学生集中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个特殊的考场里参加高考，大概有一百多人吧。最后被录取的只有十个人。后来到了北京，又进行了一轮政审，结果又淘汰了一部分人。等到出国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只剩下四个人了。”张开华回忆道。

最初，留苏学生的选拔考试不是很正规，考试科目也不区分专业方向，一律为语文、政治常识和俄语。34

1952年，是在中国留苏学生选拔派遣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的8月9日，中国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学习之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协定》规定；“已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之人员，须按苏联高等教育部规定之课目经过入学考试后，始能被接受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35

从此以后，留苏学生选拔考试严格按照苏联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学科考试科目进行。

从1953年起，教育部开始举行全国统一的留学生考试。北京、上海、汉口、重庆、沈阳、西安等六地设立了考区。为了确保考试质量，教育部还成立了专门的学科考试委员会，负责考试标准和考试课目的审定。委员会分为政治财经、理工、农医、政法文教四个组，每组成员都是各学科声望如日中天的学术泰斗，如政治财经组的何锡麟、何干之；理工组的钱伟长、华罗庚、赵忠尧、周培源；政法文教组的钱端升、翦伯赞等。36

1955年参加研究生留学考试的徐静[U10]至今还对备考的情形记忆犹新：

“我所就职的中山医科大学推荐了二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和在职教师，经过政审只剩下了四人。学校给了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考试。我已经工作了几年，大学学的一些基础课已经记不得了，只好一门门从头捡起。我当时已经有了孩子。母亲非常理解和配合我，把孩子管起来，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那时家里居住面积不大，上有老下有小，在家里学习会影响家人休息，单位下班又锁了门。我看宿舍外面有一盏路灯还比较亮，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夜里有时就坐在路灯下学习；早晨天还没亮，我就又坐到路灯下。那可真叫夜以继日、披星戴月啊！

考试是在武汉大学进行的。正值酷暑，武汉被称为火炉。人坐着什么都不做，汗都顺着衣服往下淌。我们考试的教室又闷又热，大家又紧张，有的人考着考着就晕倒了，有的人交卷的时候一下子倒在了讲台上。我们的考场当场倒下了七八个人。”

留学生考试和公开选拔制度，为普通家庭的子女开启了出国学习的大门。“出国留学”从此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

通过优中选优、严格审查，国家遴选了一大批政治可靠、学习优秀、身体健康的未来栋梁之材。这份投入，在后来收获了慷慨的回报。

“填鸭式”教学

在留苏预备部的一年时间里，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俄语和政治学习。

学员入学后，按照俄语由低到高的不同水平，分成小班教学，每班的学员约有三十人左右。

大部分学员在来到留苏预备部时，俄语基础都不好；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俄语，要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学。要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初步掌握俄语语法，积累生活、学习所需的基本的单词量，除了死记硬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所有学员都给自己布置了每天背诵几十个单词的任务，为此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记忆。其中，谐音记忆法最有效。比如，把俄语的“回家”说成“打毛衣”，把俄语的“星期天”说成“袜子搁在鞋里”，毛巾被说成“拨拉芹菜”。各种谐音有的形象，有的诙谐，笑闹之间，许多生拗的外语单词就记住了。

俄语中有一个发音近似于“勒”的颤舌音，需要用口腔中的气流持续冲击卷起的舌尖。这对于说话时舌头比较硬的中国人而言，是个不小的困难。有不少学生苦练几个月，舌头都肿痛了，就是发不出来。可是不会发这个音还不行。俄语中还有一个 “勒”的平舌音。有些词就是这一个字母的区别，发音不准确有时会造成词义的曲解。有的同学推荐了一个方法：练发音的时候在口中含一口水。大家一试，还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