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你连哼也不哼一声。”

“哦，我不想那样的。”她说，“但有时候实在没办法。”

我装出一副纳粹的腔调说：“我就是有办法让你达到高潮。”

“你说真的？”

“我想，这位女士显然要求实证。”

“那就证明给我看。”

隔了好一会儿，她说：“好吧，我得承认今晚并不特别愉快，不过至少结尾很不错。嗯？我想你大概没错，他这个人是有点不对，但管他呢，我们再也不必见到他们了。”

不过，我又再度见到他们了。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一个多星期之后，有天晚上，我走出我住的旅馆，在第九大道上，忽然听到有人叫我名字。我环顾四周，不是别人，正是格伦?霍尔茨曼。他身着西装拎一只公事包。

“今天他们留我办事办晚了，”他说，“我告诉莉萨先吃，不要等我。你吃过晚饭没？要不要去哪儿吃一点？”我已经吃过了，我告诉他。“那么，你要不要来杯咖啡，陪我聊聊？我并不去什么时髦地方，不是火焰，就是晨星，你有空吗？”

“老实说，”我回答，“正巧没空。”我指向第九大道，“我正要去见一个人。”我说。

“好吧，那我跟你走一程，我会乖乖地到火焰那儿要个希腊沙拉。”他拍拍腰围。“免得发胖。”他说。其实我看他已经够瘦了。我们走到第五十八街，过了第九大道。在进火焰之前，他说：“我进去了，希望你的会面顺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吗？”

“就目前的阶段而言，”我回答，“实在很难说。”

当然，这根本不是什么案子。这是一个在圣保罗教堂地下室举行的戒酒聚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坐在金属摺椅上，用一只保丽龙杯喝着咖啡。十点一到，我们含糊地念过主祷文，堆好椅子，然后一伙人一块到火焰去补点小吃，听大家说闲话。我以为可能还会撞上霍尔茨曼在那儿细嚼慢咽他的希腊沙拉，不过他已经走了，回到他高空上的小屋。我叫了咖啡，一个英式松饼，就此忘了他。

之后的一两个星期里，我曾看到他在第九大道上等公共汽车，不过他并没有看到我。还有一次，埃莱娜与我很晚在阿姆斯特朗吃东西，我们离开时，霍尔茨曼正巧在对面他们家的大楼前下了出租车。另外一天下午，我站在窗前，看到一个很像霍尔茨曼的人从对街的照相馆出来，往西走去。我站在高楼上，看到的人也有可能不是他，只是那人走路的样子和举止让我想起了霍尔茨曼。直到六月中旬，我们才再度说话。那是一个周日，而且已经很晚，至少过了半夜了。我去了戒酒聚会，之后又去喝咖啡。回房间后，我拿起一本书，可是看不进去，打开电视，同样也看不进去。

有时候我就是这样。我尽力耐住性子，不愿这样坐立不安。挣扎到半夜，我骂了一声，一把抓起夹克走了出去。我从南往西走，走到格罗根酒吧时，进去坐了下来。

格罗根位于第五大道与第十大道之间，是家老式的爱尔兰酒吧。过去这种酒吧在“地狱厨房”3一带很多，但现在逐渐少了。不过格罗根倒也没有因此赢得一块路标保存委员会的铜牌，或是跻身于濒临绝种物品名单。进门后，左边有一长排酒吧，右侧则是餐桌及雅座。后面墙上挂着一块飞镖盘，瓷砖地上散布着锯屑，头上的老天花板该修理了。

格罗根很少有人多的时候，这个晚上也不例外。伯克在酒吧后看有线电视放的老电影。我叫了可乐，他给我送过来。我问米克来了没。他摇摇头说：“过会儿。”

对他来说，这句话算得上是长篇大论了。格罗根的酒保一个个都金口难开。这是在格罗根酒保的职业精神。

我一边啜着可乐，一边环顾四周。是有几张熟面孔，但都没有熟到我可以去打声招呼的。于是我开始看电影。我不是不可以在家看同样的片子，但我不只看不进任何东西，连坐也坐不住。但在这里，被烟味及溢出来的啤酒味所包围，我奇怪地平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