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渊看到这些供词后，便对群臣说道：“凭着刘文静这些话，就足以证明他想谋反。”

礼部尚书李纲和内史令萧?竭力辩说刘文静并无谋反之意。

远在长春宫的李世民得知这一重大变故后，接连上了好几道奏章，为刘文静说情。他说，当初在晋阳筹划起义时，是刘文静最先定下了西取长安的非常之策，然后才让裴寂知道；等到平定了京城，两人的待遇差距太大，所以刘文静才口出怨言，这绝不是谋反。请父皇明察。

李世民历来对李渊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辩护使李渊产生了犹豫，但裴寂却有意把话朝李渊最忌讳的地方挑：“刘文静的才干谋略的确超过常人，但他的个性粗疏、凶险，对皇上您和裴寂二人的怨恨藏了很久。现在天下还没平定，外有强敌逼近，如果将他赦免，必定留下大患。”

李渊正为了山西的危情而处在极大的焦虑之中。听了裴寂的挑唆，他杀机陡起，终于下令处死刘文静和刘文起两人，并将他们的家产抄没。

刘文静临刑前，抚摸着胸口，惨痛地说：“自古人们都说，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看来真是这样啊。”他死时五十二岁。时为武德二年冬十月四日。

刘文静的死，正是死在了“酒”上。正是在酒劲的催发下，他才会说出杀裴寂的话。把他心中的不满都泄露了出来，使得裴寂知道了实情。结果导致裴寂反而先下手为强，破了刘文静还正在酝酿中的局。

俗话说：“言多必失。”酒喝多了，话说多了，难免酒后失言，冲撞他人，或被视为“犯上作乱”。在封建专制时代，因酒后讲了真话，最后惹来祸水的，可谓屡见不鲜。完颜希尹饮酒发怒惹祸也是如此。

完颜希尹是金朝大将，历仕太祖、太宗、熙宗三朝，在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名谷神，又名古新、兀室、悟舍。完颜部人，与皇族同姓，金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远亲。祖上曾与阿骨打列祖列宗交往甚密。关系非同一般，两人誓约：“生则同川居，死则同谷葬。”在平定部族叛乱中屡立奇功，深得阿骨打的信任和倚重，地位处于众亲之首。

希尹由于风华早茂，赢得天子的钟爱，又加上父亲是开国名将，因而他能婚娶挞懒之女易罗哂。挞懒是金初的一等功臣和实权人物，又是贞惠皇后之弟，与之联姻无疑也为希尹日后的仕途通达平添一块政治砝码。

从阿骨打举兵反辽起，希尹便跟随天子南征北战，成了阿骨打的得力谋臣。早在天会四年（1126），阿骨打在宁江州大败辽军后，他就力劝其南面称君，阿骨打却推辞说，“一战而胜，逐称大号，岂不显得太浅薄了。”不过阿骨打还是于次年称帝，定都上京，国号大金。希尹始建称帝之议，则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后来，金皇室内部发生了激烈的立储之争。希尹在这场宦海政争中，先被削职，后复出并协助新帝熙宗平定宗磐、宗隽等的谋反，获得了银鼎的赏赐。其后熙宗又以右副元帅宗弼为都有元帅，封越国王，以太傅、领三省事；宗干为太师，领三省事如故，进封梁国王。而希尹虽功勋卓著，获金银鼎之赐，但官位仍旧，只封了个空衔陈王，心中自然不快，却也只得忍气吞声地依然做无事可管的左丞相。

天眷三年（1140年）九月，客星守陈，精明的太史洞察朝中秋毫，认为陈王希尹将有大祸临头，便托人转告。可希尹自恃才高聪颖，善于周旋，对此不以为然，放松了警惕，一如既往，穿梭应酬于官场。一天，都有元帅宗弼将往祁州例行公务，百官前去拜会辞别，饯宴燕都檀州门。希尹与他关系一般又位居其下，心中自有说不出的滋味，但还是面带笑容，照常前去辞别。深夜，百官散去，可希尹似乎酒意正浓，迟迟不肯归去。宗弼也迎其所好，酒宴重开。

希尹很快醉意朦胧，话如泉涌，宗弼也装得谦逊至诚，洗耳恭听。希尹醉了，言语无所顾忌，说到激动之处，手舞足蹈，似要把宗弼吃掉，竟然放肆地说：“你只不过是鼠窃之辈，岂是我的对手！你有多少兵马？天下的兵马都是我的耶！”他愈说愈激动，愈说愈不着边际。宗弼顿感问题严重，以手示意，假装解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