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灰色收入的主要原因，还是与权力配置的特点和崇尚权力的政治文化有关。”胡仙芝认为，从当前权力配置的特点来看，公权力存在暗箱操作，是官员灰色收入难以禁止的主要原因。尽管信息公开条例已实施两年多，但在权力内部的运行中，信息不对称、信息屏蔽现象仍较严重，这为公权滥用提供了土壤；从政治文化环境来看，官员的一些灰色收入则披着合法合情合理的外衣，如人情往来等的收入。

“预算外收入的失控，也为官员攫取灰色收入提供了基础条件。”胡仙芝指出，“由于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在体制外循环，这也成为了一些官员获取灰色收入的主要渠道。 ”

“官员隐性利益实质是公权力的不正当使用，是公权人物为了私利或小集体利益而利用权力，与权力的公共性要求是相违背的。”胡仙芝说。

她认为，官员隐性利益的危害性，主要是混淆了掌权用权的目的，模糊了权力行使的范围，扭曲了执政为民的观念，滋生了滥用权力的作风。

“官员隐性利益的存在，使廉洁从政、严格自律的道德操守受到严重腐蚀，而且与现代社会提倡的诚实守信、公平正义、清正廉洁等道德风尚格格不入，与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直接冲突。”中国好人网创办人兼总编、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谈方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

在他看来，官员隐性利益是目前官本位恶俗的根源和腐败的温床。官本位的特征，是一朝当官，多方受益，且官越大，受益越大。结果是，有些人为升官，不惜跑官买官，不择手段，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蜕变为贪官、腐官。

受访专家提醒，要对官员隐性利益保持足够的警惕，以防整个官场道德防线失守，腐朽思想滋长，腐败行为蔓延。

公权需要“阳光化”运作，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削除官员隐性利益，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项制度改革随之配套。当前急需在官员隐性利益普遍存在的公车改革、公务接待与公费出国的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官员的利益应在工资中得以彻底、充分体现，实现官员责、权、利的统一，工资以外不应存在任何特殊权利和利益。”黄小勇认为，这需要设立一套机制，来科学合理地厘定官员的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

“剥除官员隐性利益，要以官员的灰色收入和特权利益作为突破口。”黄小勇说，“要明确取消官员的灰色收入，官员的收入除法律禁止的违法收入和合法收入外，不应存在任何中间形态。同时，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快，官员各种形式的隐性特权要逐步取消或受到限制。 ”

“要给权力运行谋求一个阳光空间。各地政务信息公开要落实到位，尤其是政府机关、政府官员以及广大公务员的有关情况，包括他们所使用的权力和资源，都应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下运行。”胡仙芝说，只有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众才能有效监督。同时，需加强社会舆论及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 ”

对于防止预算外收入成为官员隐性利益的主要渠道，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建议：“应建立政府行为预算硬约束的制度框架，让人大可以通过预算制约、监督政府开支。 ”

多位专家提出，建立健全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减少官员隐性利益的必然途径。

1995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因申报内容完全不公开而效果欠佳。2001年 6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但据说因阻力大，也不见踪影。

记者汇集地方反馈发现，地方部门认为，推行官员收入申报制度之所以乏力，主因是由于缺乏必要配套制度，如金融实名制、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等。

但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以建立的最大症结，还是受阻于利益群体。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行，不是时机不成熟，而是决心不够。”谈方说，“官员财产申报所需要的配套制度，如能不断建立和完善，申报制度实施效果将会更好。但这不能成为拖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理由，越往后拖延，阻力越大。 ”

“官员财产申报所需要的配套制度，只有在切实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中，才能够不断在探索中完善起来。”谈方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