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下来，‘黑车’并没有减少，而是向执法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进行了转移。” 2006 年6 月28 日，一位经常乘坐“黑车”到郊区上班的王女士称，现在城里的“黑车”已不像以前那样频繁见到，但在城郊的医院、小区门口、车站周围，“黑车”还是很活跃。“如果我有能力交50 万元罚款，我还开黑车干嘛？”一位现在每天依然出去“趴活” 的“黑车”司机告诉记者，“我除了会开车，别的什么也不会。一旦被查到，车就不要了。至于拘留不拘留，也无所谓了。”

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有关人士也坦承，“狂飙行动”虽然使各类非法营运行为较整治工作开展前明显减少，但城郊接合处的“黑车”整治情况仍不理想，城区的反弹现象也很严重， “打击‘黑车’非法运营，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事实上，类似“狂飙行动”的运动式执法，很多部门一直以来已经使用得很顺手。比如在刑事执法活动中，一般以打黑除恶、扫黄打非最为典型。而行政执法活动中，则常以专项治理、集中整治等形式出现——

2000 年3 月29 日，河南焦作录像厅大火后，全市742 家录像厅、歌舞厅、游戏厅被关闭；2002 年1 月，江西省特大烟花鞭炮爆炸，要求全省从花炮产业中退出；2004 年，安徽省阜阳市劣质奶粉毒害婴幼儿事件被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震惊与愤慨，全国各地掀起了围剿害人奶粉的“高潮”，三十多个牌子的劣质奶粉被列入“黑名单”，奶粉市场一时“海晏河清”..

北京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分析认为：“运动式执法基本具备两个特征。首先是有关部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动员自身资源，对某些管理顽症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其次是执法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开展，在一段时期内能够获得一定效果。但一阵风过后，往往又恢复了原样。 ”

难以消除的执法依赖

有关专家认为，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运动式执法产生的原因颇为复杂。

“运动式执法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有关专家认为，“以往我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习惯于以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为此社会形成了浓厚的运动情结，以至于行政机关至今仍然对运动式执法抱有极大热情，使之成为快速恢复社会秩序的‘撒手锏’。”

“当然，目前大量违法行为的存在也为运动式执法提供了存在的理由。特别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这种不成熟的社会状态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往往会引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杨钟红副教授说，“由于一些违法行为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 ,而政府从其职能出发 ,必然要加以严厉打击 ,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

“在解决问题的初期，运动式执法往往比制度化的方式更为熟练、便利。”杨钟红分析认为，“有些部门之所以热衷于运动式执法，主要是通过运动式执法 ,可以很快抑制违法行为对市场经济秩序和群众心理秩序的破坏。 ”

“除历史渊源外，某些职能部门在日常监管中的无所作为甚至‘反作为’，也是运动式执法难以休止的主要原因。”不少人认为，由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行政服务法规不全，组织结构不合理，信息沟通渠道不畅，人力资源配置失当等现象的存在，当问题积淀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得不依赖运动式执法来解决。

在记者的随机调查中，有 55％的受访者对运动式执法表示理解。他们认为，社会更需要的是一种常态下的管理程序和监督制度，当这些制度性执法因素缺失时，执法机关诉诸于收效快的运动式执法也是情有可原。但随着我国法制的逐步健全，应逐渐减少这种执法方式。

高昂社会成本还要付多久

在采访中，很多人认为，运动式执法确实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能收到整肃社会流弊、震慑违法犯罪、恢复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运动式执法却是以很多高昂成本为代价的，其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