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之外要读一种第二外国语，我选读法语。老师是一位法国老太太，她养一头小狮子狗，上课带到课堂上，先向小狗讲许多话，叫它安定下来，不要吵闹，然后开始教学生。她教课只说法语，不说英语，开头我们听不懂，后来渐渐就听懂了。

进入二年级，学校通知学生讨论“荣誉制度”（honour system），这是考试无人监考的信任制度。目的是培养人格，培养道德，培养青年自己站起来做人。“荣誉制度”以课程为单位，如果同班、同课程的同学大家同意，就可以申请实行。我们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提出了申请。同学自己去取考题，老师不来监考，的确无人作弊。

圣约翰是教会学校，但是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我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英译本，埋头看完，没有看懂。又借来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历史》，英文写得很好，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在造谣。我有两位同班同学到苏联中山大学去读书，被打成特务，长期坐水牢。一位终于回国，一位不知去向。

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每人选两个专业，一个主专业和一个副专业。专业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跟苏联方式一进大学就细分专业完全不同。

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教师希望我选择数学为专业，我的同学一致反对。他们说，圣约翰的长处在文科，来圣约翰而不读文科，等于放弃了极好的机会，我于是选择文科。

当时中国的大学教育不发达。圣约翰算是最大的大学，只有大学生500人，连附属中学的中学生500人，号称1000人，这是规模最大的学府了。据说，当时北大只有大学生200人，杭州之江大学只有大学生80人。规模跟今天相比，几乎小得难以相信。

圣约翰的毕业生受社会欢迎。校友很多在外交界工作，还有很多在当时英国管理的海关、邮局、银行、盐务等事业中就业。这些都是高薪工作，被骂为买办阶级。当时，薪金（薪水）和工资，含义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酬劳，工资是劳动阶级的酬劳，高低悬殊，俨然有别。现在中国青年们不懂得薪金和工资的分别了。八十年前的生活和思想跟今天大不相同，历史在曲折前进。

圣约翰出了许多名人。赫赫有名的外交家颜惠卿出身于圣约翰。有一座宿舍楼纪念他的父亲颜永京，名为“思颜堂”。顾维钧半夜私出校门被开除，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外交家，来校演讲，受到盛大欢迎。我去意大利的米兰旅游，到领事馆登记，出来的领事是我的同班同学。外交是圣约翰校友的拿手好戏。

宋子安比我高一班。星期六下午宋庆龄和宋美龄有时来校接宋子安回家，顺便到兆丰花园溜达。宋子安的一位同班同学跟宋美龄谈恋爱。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只是一个牙齿有点歪斜，他去修正了牙齿，显得更加倜傥，真是城北徐公。不久宋美龄跟大人物结婚了。同学们见到他就说，你的牙齿修得真好呀！

名作家林语堂是校友，他长住在美国，设计一部新型的汉字机械打字机。我到他家去，他的女儿表演打字给我看。后来发明汉字的电子打字机——他的发明没有得到推广。

圣约翰的校友中有许多实业家。抗战时期，我在汉口拥挤得无法插足的民生轮船公司售票处遇到同学童少生。他问我来干吗？我说来买票去重庆。他说你跟我来，给我一张大菜间的票，还说你一家在这个小房间里挤一挤吧。这在逃难的当时，是天大的奇遇。

我的妻子张允和，她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都是圣约翰的前辈同学。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抗战前夜，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这是当时的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圣约翰大学和中学同在一个校园，都是男校。当时还没有男女同学。另有圣玛丽亚女中，校址离开不远。每逢圣诞节，圣玛丽亚的女生来到大学校园一同做礼拜，热闹非凡。这叫做大团圆。

原载新著《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