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六年的治疗是否消减了你的雄心？

没有，他皱了皱眉头说：“治疗改变了我的私人生活，但并未改变我经理的身份。”

你是如何将两者区分开的？

“因为亲密关系的维系要求人各方面都要成熟，我擅长把握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但在家里我却很无能为力。”

是不是因为你更善于和男人交往？

“不。”

治疗是否会促使你弥合与母亲、姐姐之间的裂痕？

“不。”他说。

你的妈妈还活着吗？

他打了个哈欠说：“我想是这样。”

你的朋友们难道不认为，你与生活中的人断绝往来是很古怪的吗？

他如此和群、讨人喜欢，这些看起来似乎与其性格格格不入。而且，他的反对者总是找出些事来指责他，其中《每日邮报》在九年前无情地查找到他母亲的下落，并问她，“你感觉如何？”这些事很难解决，不是吗？

“没有什么可解决的。人们总是分过好奇，把自己的经历套用在我身上，但是这些事情与我无关。这不是看法的问题，是出牌方式的问题，仅此而已。我并不觉得生活空虚、孤独或失落。”

你不在乎钱吗？

丹尼斯滔滔不绝地畅谈着，好像每一个词、每一分钟都会花费他数百万似的。

“我擅长数字？哈！不，这方面我简直糟透了，我看不懂资产负债表，我可不是开玩笑，但是我能发现异常之处，这非常关键。为什么我要在美国建立公司？因为美国是大男孩们的游乐场，是野蛮、卑鄙的人的温床。我很早就带着一次性产品到了这里，我们是唯一拥有一次性产品部门的大型出版公司。我不在乎钱，从不，这反而带给我极大优势。我不知道自己或是别人有多少钱。也许股票价格有助于我了解这一点，但是我确实拥有为数颇多的房地产和艺术品。

“你知道吗？我曾经有机会成为美国人。当时，美国国税局的一位非常有魄力的绅士会见了我，我想我做了一些错事。于是说，好吧，这是我的律师，接着我说，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我已经按照双重税务条约纳了税。他告诉我，不，不，我不需要律师。他问道，为什么你喜欢交税？我说，我并不喜欢交税。他说，那么你为什么不争取成为美国公民，以此省掉很多税款？”

他的嘴里塞满了三明治。

“我想，该死的混蛋，该死的兜售商！这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伙计。

“我说，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成为美国公民。非常正确，他说。但是我是英国人，先生。他说，我们欣赏这一点，为什么你不只拿美国的护照，而将英国记在你的心中。

“哈哈哈！狗东西！我想，真是妙极了。我的墙上有所有纳税支票的复印件，如果你想看，来吧……”

我们到了厨房，在那里他指着装有各种数目的支票的镜框：90万英镑、200万英镑。

“我幸福吗？上帝啊！这是什么问题！别再装了！人们一直都希望我回答：我过得非常悲惨。嘿！可是我并不悲惨。你明白，我一直并将继续过着赖利那样的生活。我拥有生活的一切，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未打卡上班，从未说过‘是，先生’。我不会在醒来时感到生活的悲惨。在我的生活中，每天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但不是为了钱。即便我一无所有，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我是否需要别人打卡上班，以维持我帝国的权威呢？但愿如此！哈哈！”

他笑了，爽朗、毫无顾忌。

“但是我对自己所作的辩解是，我的确做过些事情……”

他略作停顿，很明显是在竭力思考他所作的辩解该如何表述。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爱人才，我发狂地喜爱那些有卓越才能的人，并希望这些才能可以发挥到极致。有些人希望能自己创业，我便不遗余力地资助他们。祝他们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