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入室行窃后，比利会带着赃物往西好莱坞的毒品窝点去换毒品。由于他每次都有珠宝换，在窝点外叫卖的毒品贩子都喜欢称呼他为“黄金人”。若运气好的话，他一天会搜掠四五家。

施罗德偷什么就卖什么，把每一样东西都换成毒品及钞票，钞票用来付酒店房费。他在酒店房间里吸毒，度过吸毒后的沮丧期并躲避追捕。克劳德估计，如果施罗德偷了价值两百万美元的物品的话，那么他换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价值几十万的毒品和钱，相当于一美元变成十美分。

“几乎每一天我都在打劫一个家庭，”施罗德回忆道，“开头是一天做一单来买毒品，那时候我需要两百元。之后升到三百元，我得做两单才行。再升到五百元，这就相当于四单。以后越来越多。”

“这像个游戏似的，我不考虑任何其他东西。我就是沿街开车，一、二、三、四数房子，数到哪家房子就偷哪家。”

“我那时活着就为了毒品。那就是我的生命，我的未来。我把钱全花在这上面。”

“后来我害怕了。我想警察可能在到处找我，因为我的指纹都在屋里面，于是我住在酒店，一天换一个地方。我从不出门，除非是去偷东西或买毒品。我会在房间里呆着，防盗链、门闩都扣上，再用桌子顶在门后面。”

施罗德的指纹与入室行窃现场提取的指纹有几处吻合。克劳德要求州检察官办公室发出重罪搜查令，在法律泥沼中这个过程又需时几个星期。不过，这次克劳德知道自己要抓的人是谁。他必须抓住比利。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探员――好莱坞、霍兰德、米拉马和西迈阿密都清楚施罗德是个越来越活跃的入室行窃惯偷。

“甚至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一拿起入室行窃报告就能分辨出是比利来过这里，”霍兰德的探员德尔默特?芒甘说，“如果窃案在白天发生，屋内还有大肆搜掠且食物被吃过的痕迹，那么通常就是他干的。”

“我们都在追捕他，”克劳德回忆道，“我曾经接到过线报，说他要去某个商店兑现支票。我在那里等他。他看到里面有个穿夹克戴领带的人就立刻跑掉了。他一直疑神疑鬼，以至于认为穿西装的人就是警察。那次他刚好就猜对了。我们很多次都像这样让他溜掉。在汽车旅馆，在街上，有时候就差那么几分钟。抓住他似乎成为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被盗后格拉迪斯每天忙着给家里装这装那，屋外要装上灯，窗边的灌木丛要砍掉，每个窗户安上钢制的防盗网。

“我很讨厌这样做，”她说，“房子看起来很可怕，它让我觉得自己是犯人，其实我是受害者。一个人呆在这儿我还是会害怕。”

案发很久后的一个晚上，格拉迪斯准备外出赴宴，她伸手去珠宝盒拿一条金项链。那条项链不见了，它是被盗珠宝中的一件，而她却没留意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又让她重新感受了不愉快，房子被入侵，丢失财物以及愤怒。这简直是最坏的事，它又燃起了她内心的恐惧。

格拉迪斯开始算着离两年后退休还剩多少天。到时她就把房子卖掉，搬离南佛罗里达。然而，晚上她会清醒地躺在床上。从外面回来时，开门后她会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着。

她独自一人在家时，会经常问自己，是外面有什么声响还是自己的幻觉？她说，比利?施罗德留下的后遗症将永久伴随着她。

比利?施罗德本来可以逃得掉的。在北戴德的一次入室行窃中，他中了大奖――成堆的珠宝给他换来了一袋袋钞票和毒品。

“我最终换来了两万美元现金，”他回忆道，“我对我女朋友说:‘我们离开这里吧。我有钱了，我们进个戒毒所，把毒瘾戒掉。’”

他们决定去新泽西州，连机票都买了。就在去机场的路上，比利和他的女朋友去朋友家道别。他们还顺道用毒品庆祝离别。几个小时后比利拿着满满一袋可卡因住进了希尔顿酒店套房。几天内他就花光了大奖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