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必足以安顿人生。由于理性所展现的知识是有限的，既不能说明人的道德要求，也无法满足人对超越界的向往。于是，西方人在寻求安顿时，仍然只有宗教一途。换言之，知与行可以分开；同时，哲学与宗教也不能混淆。譬如，我国的儒家虽是哲学，但有明显的宗教功能，可以与祖先崇拜并存，产生宏大的教化效果。西方哲学中不易出现类似的情形。

针对上述三项特色，必须再做补充说明。首先，由于探讨范围明确，西方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可以胜任愉快；影响所及，今日我国大学中的哲学系仍以教授西方哲学为主流。但是，这种情形未必妥当。除非哲学可以脱离文化理念，否则我们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还是为了回归中国哲学。

其次，就知识取向而言，我们认同“为了知识而求知”的客观心态，但是不可忽略哲学在本质上是要观照宇宙与人生的整体，或者至少是要响应人们对“人生有无意义？”此一问题之探索。因此，承认知识的限制，保持开放的心灵，才是哲学研究者的正确态度。

最后，谈到安顿人生，西方人未必接受“生命中心的宇宙观”与“价值中心的人生观”，但是他们可以靠有形的法律规范与无形的宗教信仰，来安排现实的生活。在此可以发现，由于哲学理念之差异，两个社会在“制度”与“器物”上随之显示自己的特色。黑格尔（G.W. F.Hegel，1770—1831）说：“实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实在的。”引申意指：凡是可以存在的社会，自然有它的道理。哲学要研究真实之物，更要探讨其中的道理。我们比观对照中西哲学，也许会有更深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