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划时代的杰作，那温度、那色彩，和“黑名单工作室”的“台语摇滚”截然不同，却都满溢着一股躁郁的时代气味。谢宇威能唱能画，为人慷慨善良，创作之路走得辛苦，多年来屡为生计奔波，却从未放弃音乐理想。二〇〇三年独立制作的《一侪·花树下》细腻而大气，是值得被更多人铭记在心的杰作。

九〇年代初，几个和我同龄的淡大学生组成“观子音乐坑”乐团，企图融合客家歌谣和摇滚，唱了不少带着草根实践意识的歌。后来“观子音乐坑”改组成“交工乐队”，我在多年后和“交工”的林生祥、陈冠宇结为好友，才认真回头补听他们“观子”时期的歌。也是通过他们的引介，我才知道早在一九八一年，搞乐团出身的吴盛智就已经做出了极为老辣的客语摇滚专辑《无缘》，实验的步伐踏得比罗大佑还远。可惜天不假年，一九八三年吴盛智车祸骤逝，念兹在兹的原创客语专辑没能做完。这个任务得再搁上几年，让下一代的年轻人来完成了。我想吴盛智在天之灵，若听到《我等就来唱山歌》（一九九九）、《菊花夜行军》（二〇〇一）和“交工”解散后林生祥与“好客”乐队的作品，应该会很欣慰后继有人。

读台大那几年，校门口常有学生拉起布条示威，邀来刚出狱的党外前辈讲演。我的福佬话程度仍然太差，只能从声嘶力竭的长段演说勉强辨认若干单词。一位大气科学研究所的学长常在那些场合头绑布条背着吉他登台，弹唱火力旺盛的抗议歌曲，一口福佬话道地弹牙，行云流水，功力极是要得，连我这种听不懂歌词的都被打动了。他叫朱约信，后来在“水晶”出了DIY式的个人专辑，请来吴俊霖担任客席吉他手。专辑内页唯一的照片是位巧笑倩兮的校园美女，和里面那些抗议歌曲的主题毫无关系，据说那是朱约信的女友，后来两人果真终成眷属。当年我们常常借台大对面巷里的长老教会视听室看“艺术电影”，那台大电视旁边摆了满满一柜录音带，都是朱约信的田野录音记录，记得其中有一整排陈明章的校园巡回实况。这么多年了，我仍偶尔痴想那些录音不知有无机会重见天日。

一九九四年朱约信以“猪头皮”之名进军主流市场，推出了极成功的“笑魁念歌”系列。“水晶”则在亏损多年之后黯然淡出，老板任将达时运不济，内外相煎，空有经世抱负，却总是功败垂成。在那个畅销唱片动辄几十万张的年代，“水晶”出版的专辑没有任何一张沾得上“畅销”两字的边，却着实启蒙了一代文艺青年。想来不少当年的热血知青，老家抽屉里还藏着一排“水晶”卡带舍不得扔呢。

一九八九年，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大红特红，专辑狂卖八十万张，打破国语专辑销售纪录，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更是气势如虹，卖破一百万张。我忙着听老摇滚和台湾“地下音乐”，对它们反倒没太着意。股市、六合彩、房地产和街头运动一齐狂飙，“台湾钱淹脚目”再次成为流行语，许多暴发户开始牛饮XO、戴一只镶满钻石的“满天星”手表。系里一位学长也在号子开了户，赚了大钱买了车，都不大来上课了──当年一个文学院学生竟拥有自己的四轮轿车，看在苦哈哈的同学眼里，简直近乎“阶级敌人”。学长走闯江湖，人面甚广。一次他亲口跟我说，他的后车厢里，藏着一支黑星手枪。

回想起来，那恐怕是我这辈人经验中最接近“乱世”的时期了。一九八九年年底，滚石唱片邀集旗下几位顶尖创作歌手出版合辑《新乐园》，当时还是“小众歌手”的陈升录了一首长达六分半钟的《细汉仔》，描写庄脚囝仔到台北闯荡江湖，在黑金横行的都市暗角出生入死，终于成为枪下亡魂：

阿妈带着媳妇哭哭啼啼找到了城里

酒店的老板四处回避，他正忙着竞选“立法委员”

带话的人说：“哭么我找无你尪”

在一个寒冷无风的夜里

有人静静地漂浮在新店溪

细汉仔这一次终于真正的不言也不语……

一九九二年陈升和黄连煜合组“新宝岛康乐队”，在《一百万》和《坏子》这些歌里，我又看到了《细汉仔》的悲剧，以不同的叙事角度上演。每次听到这几首歌，我总会想起学长后车厢里那把不知最后是否派上用场的黑星手枪。

大学四年，我投入最多心力的“事业”是一份发行量四千份，名唤《台大人文报》的校园刊物。高我两届的哲学系学长黄威融是它的创刊主编，也是我的哥们儿兼精神导师。我们在公馆彻夜营业的“人性空间”之类的小茶馆浪掷无数吸烟长谈的夜晚，直到天色微明，店里只剩我们这桌赖着不走的客人。等老板娘终于撑着惺忪睡眼来下逐客令，威融便骑机车载我去“校园书房”巷口小摊吃凌晨开卖的当归猪脚汤，两人一面啃着猪骨头，一面继续刚才未完的辩论。彼时我们的时间简直多得挥霍不完，却又焦虑得恨不能一夜学会所有武功秘籍，一口气解决所有国族社会文化的难搞问题。

威融毕业等着入伍的某一天，我们照例窝在忘了哪里熬夜瞎聊。他用一贯戏剧化的激动口吻，宣称高雄“亚洲唱片”出版的十大张《台湾歌谣传奇》是史上最他妈屌到令人无言以对的专辑。他用神迹再显的表情描述一个个我仿佛听过却依旧全然陌生的名字：文夏、洪一峰、吴晋淮、陈芬兰、方瑞娥、纪露霞……

“以后出国留学，这套CD一定是贴身必备，你看噢，在纽约还是水牛城对不对，反正冬天下大雪，一定他妈超想吃卤肉饭配鱿鱼羹，可是就他妈吃不到。那只好拿出这套CD，随便放哪一首文夏，干，立刻痛哭流涕……”他当时大约是这样说的。

当年“亚洲唱片”耗时费力抢救许多五〇、六〇年代惨遭禁播的老台语歌母带，以彼时最高的技术规格重新数位化，发行CD，一反印象中充斥“炒豆声”的老录音，音质清晰生动，直逼“发烧级”。更棒的是每张才卖一百多块，几乎比录音带还便宜。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原版的《黄昏的故乡》、《思慕的人》、《怀念的播音员》、《暗淡的月》、《孤女的愿望》……那些歌里映照的老台湾，如此遥远，却又如此鲜活立体。我完全同意学长的评价，它们实在是屌到令人无言以对。

几年之后，“亚洲唱片”再接再厉，一口气出版了全套六十张CD、九百多首歌的《台湾歌谣传奇》（现在改名《咱的心情·咱的歌》），我把那一大箱CD请回家，一张一张听，愈听愈惊奇，原来当年的老台语歌不只从东洋借来许多灵感，也狠狠地玩过黄梅调、古巴爵士、爱尔兰民谣、上海时代曲、西部乡村、草根摇滚……从那些简直光怪陆离的歌里，我发现了一个被后来的时代叙述彻底掩埋的音乐场景。

一九九三年我升大四，《台大人文报》出版“台湾流行音乐专号”。我们遍访业界人士，写了几万字的专文，算是那几年认真听音乐的心得报告。我也说服大家一起邀约百余位乐坛前辈评选《一九七五—— 一九九三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由同学们逐张撰写评介、出版成书。多亏母亲帮忙，几乎每位应邀参与的音乐圈前辈都热切投入了颇有些费事的评选工作。我自己才刚起了个头便毕业入伍，清圣和学弟妹接掌编务，那是一桩远比想象中艰难的大工程，累坏了所有参与的同学。当然，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学生社团出版物竟在后来被尊为“经典”，影响远播大陆与海外。更不会想到十几年后，当初一起编书的几位老同学竟还有机会再续前缘，编出《一九七五——二〇〇五台湾流行音乐二〇〇最佳专辑》（二〇〇九）。

退伍之后打的第一份工，是替一九九五年九月的“民歌二十年”演唱会搜集历史资料、编辑节目手册，并邀几位学弟妹一块儿编了《永远的未央歌：现代民歌／校园歌曲二十年纪念册》。第二份工作，则是和清圣一起为年底发行的《罗大佑自选辑》写文案。这两件差事，让我的脑袋有好几个月都塞满了几十年的历史大事，配着几百首歌的背景音乐转来转去。当时以为自己终会找到一份出版社编辑的差事，在校样和文稿堆里讨生活，浑然不知那两份工作，其实已经悄悄为我“出社会”的主要任务定了调：我注定要当一个“认真乐迷”，并且以此维生。

这些年，工作内容曲曲折折，做广播、写文章、办活动、搞发行，骨子里其实都是同一回事──把（我心目中的）好音乐引介给更多人。而我心里也始终没有忘记罗大佑一九八三年在《未来的主人翁》专辑内页写下的那段话：

虽然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好，但起码我知道我进步在哪里。因为我清楚我有没有尽力去做，所以我依然不会塞一首不痛不痒的歌在你手里，你会了解的……开阔我们的心胸视野吧！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后来的人更好走。否则，三十年风水再转以后，我们可别再听到我们曾经抬头问的那一句话：“这一大段时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二〇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