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几个朋友合伙儿做善事，修缮京郊的一座古庙。为此招了几个工作人员，有看院子的，有管账的，有养花种草的，还有做饭的。

做饭的是位老大姐，姓杨，梳两根大辫子，已经有些花白。说话底气足，声若洪钟，步伐铿锵有力，完全不像一个快六十岁的人。

杨大姐是朋友介绍来的，来前通电话，我说这边属于公益性质的事，所以薪水微薄，请她好好考虑。电话那头干净利落脆的一口纯正京腔：不是个庙嘛！我喜欢！我就喜欢庙！明儿你在么？我几点到合适？

第二天下雨，早早跑到庙里等杨大姐。下午四点了还没信儿。正琢磨着因为下雨，可能人家计划有变，人到了。甫一见面，全无初次相见的尴尬，杨大姐像老朋友一样说：“雨还真大，我从房山过来的，路远啊，等急了吧？”

杨大姐随身带个小包袱，随便一搁就要求带她在庙里转一圈：“熟习熟习情况，尽快投入工作。”我说不急，您先瞧瞧，满意了再来。杨大姐两眼一瞪，愕然的样子：“什么意思？你不是找我来做饭么，怕我做得不好吃啊？我之前在房山也是跟庙里做饭，人吃人夸，不信你打听去。”我赶紧说，不是那意思，是要看您愿不愿意。杨大姐说：“没见我包袱都带来了！这么着，你先带我转一圈，回来我就做晚饭，反正也到点儿了，你吃吃看，要行，就给我安排个床，打今儿起我就住这儿。”

在庙里转悠时，杨大姐不停赞叹：好地方啊，清净啊，太喜欢了。转到后院，我指着一座塔说：史书记载这是华严宗某祖师塔。话音未落，杨大姐猛扑上前，咕咚就跪那儿磕了仨响头。站起身来，膝盖上两摊大水印。雨还没停呢。

那天晚上，杨大姐做了面筋青菜汤，炒了个蘑菇，外加一盘红烧豆腐，我们几人吃得碗净碟光，啧啧赞叹，心想难怪杨大姐那么自信。

我不常去庙里，偶尔去，甭管啥时候，都见杨大姐在忙乎，有时在厨房，有时在院里拣石子儿，归整草坪，给各种树修枝剪叶，一刻不闲。见了我必迎上来打招呼，若是逢上饭点儿前后就会问：吃了么？后院有种的小青菜，揪两颗给你下碗面？

一天傍晚，杨大姐手里择着菜，和我坐在院里聊天。话赶话儿地，聊起她的家世。地道北京人，一辈子心对口、口对心地活着，一件自私自利的事没做过。以前在个工厂上班，经济大潮来了，厂子倒闭了，她就到房山一座庙里做饭，一来为稻粱谋，二来也圆了自己的梦。她吃斋念佛几十年了。杨大姐总结自己，唯一毛病是脾气不好。之所以如此，她说因为自己是个老姑娘，一辈子未嫁。从小梳辫子，从未改过发型。说到这里，一向泼辣大器的她，一反常态突然娇羞起来：“老姑娘都会有点脾气，您别见怪。多亏天天念佛，天天吃素，要不脾气更大了。”

冬天头场雪后，杨大姐找我，简洁明快地说，侄儿媳妇要生小孩，让她去伺候月子，要离开我们了。说完又多解释了一句：我特喜欢你们这群人，特喜欢这地方，可是岁数大了，得为将来考虑，自己没孩子，真得指望这侄子啊……言至此处，杨大姐突然沉默，眼神复杂。

杨大姐又带着来时带的那个小包袱走了。送她的人说，临行前，她到庙里各个殿磕了三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