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黄昏了，战士们在吃晚饭了，乡贤堂又矗立在眼前了……

我赞同在塘马召开一次党政军会议，应该认真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了，现在会议终于结束了，罗司令的军事报告我完全赞同，在军事上他确实有一套，无论是军事理论还是军事实践，他都是新四军中屈指可数的佼佼者，这一点在红军时期便早已证实，自新二支队成立，他就任司令。

自他任二支队司令后，我主要从事军队的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于我都不陌生，我担任过杭代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七支队政委，四团政治处主任，我也一直参与并指挥军事工作，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大岭下农民暴动，我为东二区第九乡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是我从事武装斗争的起点，一九三四年八月代英县游击队扩编为代英独立营时，我就任营长，一九三五年我任红七支队政委，多次率红七支队作战，抗战后任二支队副司令，率队进行了赤山、高庄、西塔山战斗，应该说我特别喜欢具体的军事斗争。

不过，军队的政治工作十分重要，让我担任十六旅政委，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革命生涯中多次从事政治工作，现在能和军事造诣很深的罗忠毅同志配合，一道主持苏南的抗日斗争，应该是一件相得益彰事，陈毅同志让参加黄桥战斗后的罗忠毅返回苏南，让我协助他，是卓有远见的。

“廖司令好。”田文亭亭玉立，站在刘氏的茶馆门前，她拎着热水瓶。“好好，吃过了没有？”我轻轻地问道。“吃过了。”她回答得很干脆……

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执行党的决议，传达党在各时期的主张和策略，保证党在部队一切工作的领导和政治任务的完成，因为部队是党的部队，而并非某一个人的部队，政治委员、政治机关、政工人员是党的代表和化身，连队是党执行其政策的工具，因此党军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绝对执行党的政策和完成党的任务，这一点毛泽东同志率先做出了表率，三湾改编时，他即提出把支部建在连队的基础上，古田会议更是强化了这一点，现在处在全民抗战时期，我们既要讲统一战线，又要讲独立原则，应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皖南事变后，这种要求更为迫切，陈、粟渡江北上后，成立的苏南军政委员会便是这种要求的体现。现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日本帝国主义又采取以华制华的怀柔政策，在我们党内、军内又产生了许多不稳定的思想，我们必须采取应对的措施。

在采取措施方面，罗忠毅同志、钟国楚同志和我配合得十分成功。我们采取了以下的一些措施：

（ 一 ）巩固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和党组织的威信。

一般地讲我们的政治委员，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是有威信的，但我们有些同志对制度了解得不够，通常把政治委员认为是一种权利代表，因为他有最后的表决权，而没有很确切地认识到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是党员群众的代表，这往往形成了对军事问题干预过大，这一点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教训甚大，“何鸣事件”是个很好的例子。

不过另一现象，更要注意，那就是轻视政治机关的狭隘的军事观点。有些人对于政治工作的不了解，又由于政治干部本身的弱点，认为政治干部不会打仗而受轻视，政治机关被认为是讨厌笨重和累赘，这些都非常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