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受的影响很深，我知道日本国民因政府对华行动的谬妄而受到苦痛的很多，所以现在也能替日本国民祈祷了。过去七年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因此感到悲观。国家则内忧外患，交迫而来，最富饶的东北三省，给敌人夺了去，人民则饱受水旱灾荒，原应团结一致的军政领袖，却又常常发生纠纷。在私人方面呢，神圣的慈亲又去世长逝。这种种痛心的遭际，使我看到了我生的缺憾，以及人事的艰难。

我们为国家努力，宛如杯水车薪，无济大事，我觉得人生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沧海一粟。有时我自己对自己道：“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吗？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丈夫说过。）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自我，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忧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觉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