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惟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惟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凡余对此大局之观察，以及余所贡献解决之方策，事后必能证实其不谬，深信诸公虽与我观感两歧，而态度之诚挚则同；余今自信所取态度之不误，必将竭全力以求我主张之实现，谩骂不足以慑服叛徒，更不足以解决现局，幸诸公深思之。”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分歧极大，有人极力主张武力解决。为了解救蒋介石，宋美龄初次显露锋芒，在国民党要员面前痛陈厉害，声泪俱下。蒋介石在其《西安事变半月记》中，称接到宋美龄“如子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信后，“不禁泫然泪下”。

“为了国家大事，我一定要陪他（蒋介石）在一起，很多场合里能帮助做一些事。对私是给他精神上的安慰和信心，对公则是我们两人都在首都，能安定人心和军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宋家人曾一度劝说宋美龄离开南京，但宋决定留下来和蒋介石坚持到最后。

“余与蒋公相守相勉，每日早晚总偕余并肩一起祷告、读经、默思，现在独对一幅笑容满面之遗照，闭目静祷，室内沉寂，耳际如闻謦欬，余感伊仍健在，并随时在我身旁。”

1975年蒋介石逝世，他们48年的婚姻画下了休止符。宋美龄远赴美国前写下了她对蒋介石的怀念，语意平淡而夫妻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