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家族控制的财团，主宰着香港的经济命脉，涵盖地产、公用事业、巴士服务及食物零售。这些财团的壮大主要源于政府的不干预政策。

一般而言，这些财团一直都靠香港最珍贵的天然资源——土地致富。前港英政府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规定每年土地供应只限50公顷，使得楼价在1985至1997年期间不断飙升，使这些地产财团无比兴旺。除了这个因素外，这些财团往往有政府作后盾。不论在英国还是中国主权下，政府都是香港唯一的土地供应来源。政府可通过出售土地或修订契约补偿地价获得收入，在地产业有既得利益。

时任港督的彭定康曾察觉到1994年酝酿的房地产泡沫，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前港英政府试图推行一些措施打击炒楼，可惜彭定康后来卷入与中方在宪制上的争拗，无暇处理楼市。这些措施未能全力实施，最终功败垂成。

回归前，面对天价的物业，市民投诉负担不起自置居所。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雄心勃勃，实行高调的房屋政策，提出每年供应85?000个住屋单位的目标，希望2007年前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若不是遇上亚洲金融风暴，“八万五”政策的确能对症下药，压抑过热的楼市。可是在金融风暴的打击下，1997年年底，楼市泡沫爆破，民怨沸腾。

时任特首的董建华成为众矢之的，被指责为楼市灾难的罪魁祸首，是使置业人士沦为负资产、个人及企业破产数字上升、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堪虞的元凶。董建华判断失误，调整政策反应过慢，固然难辞其咎，但他的政策并非泡沫爆破的导火线。真正的导火线是金融管理局于1997年年底为捍卫联系汇率而令利率飙升。当时，全球对冲基金同时狙击港元及股市，金融市场一片风声鹤唳，价格大幅波动，后来像传染病般蔓延至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不论董建华有没有提出地产政策，楼市泡沫都会像其他泡沫一样，注定要爆破。

炒楼者及业主在楼市灾难中损失惨重，董建华及“八万五”政策成为代罪羔羊，变成他们宣泄不满的对象。而泡沫形成的主因，其实深藏在土地制度及楼市结构之中。

到楼市泡沫爆破后五至六年，大部分物业价值削减逾六成，业主怨声载道，而政府背弃了“八万五”政策后，又变得不知所措。为了挽救萎靡不振的楼市，政府于2002年11月宣布“救市九招”，致力限制日后的楼宇供应，声称目标是恢复市场对楼市的信心。而正是这项计划，击碎了市民最后的一点信心。该计划的重点是减少土地供应，包括铁路沿线物业发展项目，以及永久搁置实施已久的资助置业计划（包括居者有其屋计划、租者置其屋计划及置业资助贷款计划）。不论政策的动机如何，这“救市九招”，对主导市场的地产商而言，尤其是拥有大量土地储备的地产商，绝对是好消息。拿“九招”之一政府暂停卖地一年来说，受影响最大的是土地储备少的小地产商，对手中持有大量土地储备的大地产商而言并未有实质影响。

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前任会长何鸿燊，当时赞扬政府推行“救市九招”的方向正确（2005年6月18日《南华早报》）。该计划至少给富有的地产商一条暂时的途径， 把自己的楼宇存货脱手套现。政府干预的目的是遏止楼价持续下滑，却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没有使香港楼价及租金下跌至较区内邻近地方更具竞争力的水平。更糟的是，政府自此在市民心中塑造了根深蒂固的亲地产商形象。

香港商界的公平竞争环境欠佳。大财团不受管束，运用其经济影响力左右公共政策，提升其联营公司的利益或惩罚性对待他人，损害竞争对手，对雇员采取高压手段。这些现象在香港早已司空见惯。但在香港出生及受教育的中产阶层，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及贫富悬殊问题却异常沉默；对于数家财团肆无忌惮地垄断市场，影响香港民生，香港人也无动于衷。

例外的是企业管治评论员戴维?韦伯（David Webb）。他大力提倡反垄断或竞争法，以预防市场出现妨碍竞争的行为，尤其是在没有法定牌照及审查规定的行业。韦伯在题为《香港需要竞争法》（Hong Kong Needs a Competition Law）一文中表示，香港政府“亲商”而非“支持市场”，令问题更加严重。他指出：“只有当竞争条件消失时，适当的干预及时发挥作用，才能实现高效率的自由市场。有时候，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指的无形之手，根本不存在。”虽然韦伯在文中赞扬政府逐步消除银行及电讯业的卡特尔（cartel），但同时也指出，控制许多其他行业的本地巨头，仍受惠于不干预的公共政策。他抨击欠缺法规及容许卡特尔的制度，指其阻碍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