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全球地缘事件。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网络调查表明，“中国崛起”高居第一，远超美国的“9.11”和攻打伊拉克等，成为全球最受关注事件。但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这种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古老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且几乎和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从大历史的角度讲，正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也终于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发展演变模式。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崛起真正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崛起的原因，是否已经形成“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有何缺陷？这仿佛如数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引无数学者共折腰。

在这股研究中国的热潮中，却出现了一位冷静的学者、“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提出者高连奎先生。这位早年成功预测到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年轻经济学人，经过几年的沉淀，再推三十万字力作《中国大形势》。

令人震撼的是开篇即起、力透纸背的天问：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60年，与发达国家还有那么大差距？为什么中国人工资那么低？中国未来是继续高速增长，还是进入低速增长期？如何才能破解民生难题？……这种直面现实、浓浓的道德关怀、终极关怀，也同样吸引、拷问着每一位读者，沉浸其中共同寻找答案。

虽然是中国大形势，却脱离不开西方主导的五百年全球化进程这一宏观背景。这也是为什么高连奎先生此书的首章即为《中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崛起》。然而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看到了西方崛起对东方的影响，更注意到了当今主流话语所忽略的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甚至是推动西方崛起的动力之一。“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教父，西学中渐是历史的回流”、 “中国思想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这些震撼性、颠覆性的结论既是价值判断，更是事实判断。如果从因果论来看，没有东方文化的作用，也就没有今日西方文明的成功崛起。 

这种建立在事实、逻辑基础上的震撼性、颠覆性的创新纵贯全书，在东西方对比的大历史视野下，堪称对中国模式全新、全景式解读与剖析。也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多学科的宏观游刃有余的把握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解决问题”，融理论性与实用性于一体。

我长期生活在法国，最被此书的两个部分所打动，所吸引和共鸣。一是作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深刻剖析和批评。毫无疑问，多党政治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社会宗教、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各方面因素互动进而不断演变的产物，有其历史合理性、正当性。然而，在当今世界，其弊端日益显露，警讯不断。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随后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直到今天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令人目不暇接。高连奎先生将之称为“西方政党分赃制”，其造成的“政客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大败局的根源，“甚至把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愚蠢的人，把有前瞻性的人变成短视的人”。其犀利、切中肯綮令人拍掌而和。其次，就是他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现在法国虽然人均GDP早已超过三万美元，进入福利社会，然而百姓却普遍没有富裕感。全国人均月工资不到两千欧元，还有一半的受薪者低于一千五百欧元。但是法国的房价全国平均每平米在两千欧元之上，拥有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巴黎最低达六千欧元！在这种情况下，仅有50%的法国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生活中甚至大学的教授、校长都吝于打一次出租车。这种富裕国家却普遍存在贫穷的奇特现象，竟然被“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所破解。这对于已经整体上摆脱贫困、正向富裕迈进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及时的理论参照。

当然任何理论都需要广泛的实践才能成为社会现实，然而我们却不能不佩服他的努力、创新的勇气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而且我也相信此书的问世注定要掀起一场“大波”，从而把中国模式的争论、研究带上一个新的高度。今日的中国也恰似“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正在迈向成功的彼岸。此书的出版，也可谓正当逢时，给再度复兴的中华民族描绘了“看世界，中国如何主沉浮”的远景。

宋鲁郑

8月15日于法国巴黎

作者为知名旅法学者，旅法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政治，曾多次受邀观摩台湾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