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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淡出,秋郎凸显

非常识 作者:谢勇


考虑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理分科制度,在中学人文社科科目中,语文教育肩负了异常重要的使命,也就决定了中学语文课本的每一次变化、每一点变化,都有可能成为新闻,甚至可能成为重大新闻。据《长江日报》消息,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戴望舒的《雨巷》、霍金的《宇宙的未来》、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巴金的《小狗包弟》、古代诗歌《采薇》、《涉江采芙蓉》等等进入湖北的中学语文教材。与老教材不同,新教材中首次出现了一些过去有争议的名家作品。语文教员认为:“过去语文课本中政治色彩较浓的文章也有不少被砍去,教材更具人文色彩。”梁实秋的作品入选高中教材,我们感到很惊喜。过去选作品考虑的政治因素较多,这是梁实秋作品第一次进中学教材。

所谓有争议的作家,当是指梁实秋先生。其实在文学史上,无论大陆还是海外,均认为梁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这是十多年前就已经基本形成的共识,成为常识。所谓争议,不知道究竟是谁在争议。其实也不难看出,谁的观点更有党同伐异的偏狭,所以,我觉得,争议不应该发生在梁实秋身上。

在大学里教书几年,最叫我头痛的事情之一是与某些同学的沟通问题,我在课堂上讲东,底下听课的人中总会有人理解成西。后来想想,我和这部分学生的沟通其实是两套语言系统之间的对话。

所谓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经过学术界不断研究,突破禁区之后自然形成的学术常识系统,一套是咱们中学以语文为首,辅以政治、历史等等文科科目形成的认识、价值评价系统。考虑到大部分中国人离开中学之后,除非自己感兴趣,基本上没有机会接受更系统的人文社会教育,中学里学习的这些文科科目,就决定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历史、文学的观念,决定了自己建立在这些观念之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其他基础的价值评判体系,而这些在中学教材之上建立起来的东西,往往与一个正常的中国人进入社会,耳濡目染获得的生活体验相违背,甚至是严重冲突,冲突之下,往往会有两种表现,一是彻底虚无之后的实用立场,一切均是手段,没有是非之心。梁文道先生那篇刊于《明报》的雄文中提到那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香港中文大学念历史的尖子,对于二十年前旧事彻底没心没肺,就是一例;再或者就是严重人格分裂,一面承受着城管暂住证高房价低福利,一面高呼中国可以说不坚决抵制家乐福。中国当代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教育以及决定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走向的责任者要负责任,教书而不能育人,这是中国教育,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的失败。

在我看来,鲁迅淡出,秋郎凸显仅仅是中学语文教育乃至文科教育回归学术常识,回归历史真实的第一步,但仅有这一步远远不够。即使不断有新的文本入选,中学语文教育是否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依然存疑。鲁迅先生的文章极好,战斗性强,却不为学生所喜,我们常常推诿说时代的差异导致学生理解困难,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真就无法理解鲁迅?我倒不觉得,事实上,鲁迅不受欢迎,是和阐释空间受限、狭隘、追求标准化理解脱不开关系的,并非鲁迅文章的罪过。写这篇文章,特地重温了被删掉的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一句话跳到我眼睛里: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呆住,浮想联翩。我也曾经看到过范美忠先生给学生讲《孔乙己》的文字实录,大为佩服,非常想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他服务的那所学校,一来校舍建筑质量好,二来有如此讲鲁迅、启发学生的老师。文本变化,阐释空间的扩充,才是中国语文教育实现教书育人理念的重要法门,这样看来,道路依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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