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到河边，找到一棵枝叶繁茂的山核桃树，在树荫下安顿好。然后，他告诉我一大堆让我发呆的事情。比如通过一些方法可以找到任何事情的真理，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坐着空想（一个聪明却有点儿糊涂的希腊绅士），而是要走出去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作出假设，通过实验观测总结，反复检测数据，最后得出结论，再进行反复的论证，一遍又一遍。他告诉我奥克姆剃刀原则、托勒密，还有天体音乐，以及许多个世纪里，人们关于太阳和行星错误的认识。他告诉我林奈，以及林奈的分类系统，我们若是命名了一个新物种，也要遵从这个体系。他告诉我哥白尼和开普勒，为什么苹果会往下掉砸中牛顿的脑袋，月亮是怎么绕着地球转的，演绎法与归纳法的缘由，以及弗朗西斯?培根。爷爷告诉我他1888年到华盛顿旅行的时候，加入了一个叫“国家地理协会”的组织。他们致力于把国民从迷信的沼泽中拉出来，特别是经历了南北战争以后。

所有这一切组成一个让人陶醉的世界，远离手帕和顶针，我坐在树下，坐在蜜蜂和野花中间，听爷爷耐心地给我讲述。

几个小时过去了，太阳升到我们头顶（正确地说，我们挪到了它的下面，日夜在缓慢地交替）。我们一块儿分享了一片薄薄的芝士洋葱三明治、一片山核桃派、一罐水。然后他从银烧瓶里倒出两口烈酒喝掉，之后我们在昆虫的嗡嗡声和树叶的斑驳光点中打了个盹。

我们醒过来，把手帕放到河里浸了浸，洗了一下，感觉神清气爽，然后沿着河岸走。我在他的指点下，捉到了各种各样的生物，爬行的、游泳的、飞翔的，什么奇怪的都有，然后我们通通检查一遍，不过他只留下一只昆虫，装到一个带金属盖的玻璃瓶里，瓶口还被戳了一个洞，这个玩意儿是从我们家厨房里拿的（薇欧拉总向妈妈抱怨她的瓶子不断失踪，妈妈认为是我的兄弟们干的，这倒刷新了历史―他们是清白的）。一张平滑的、小小的纸标签贴在瓶子上。我把相关说明、时间日期都用铅笔写上，不过我不知道地点该怎么写。

“想想我们在哪儿，”爷爷说，“看看你能否简洁地描述它，下次你还能找到它吗？”

我透过树丛望望太阳的角度，计算我们走了多远。“我能不能写距塔特家偏西一公里半，靠近三叉橡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