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月1日，这一天很平常。郑孝胥在他的海藏楼和高梦旦、诸贞壮、邓实等人聚会，且向朝廷推荐张骞。

这一天，三十四岁的学者王国维正在校勘钟嗣成的《录鬼簿》，章太炎正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发达之间的关系。蔡元培则远在德国，这一天，汪精卫则在香港，跃跃欲试，订炸弹、写遗书……准备北上干大事。

这一天，距端方丧命的日子1911年11月27日，还有五百九十六天。

曾在端方主政两江时为其幕僚的郑孝胥在上海闲居，他的居所，命名海藏楼。四川保路风潮事起，端方奉命入蜀，邀他这个旧日的幕僚同往，郑氏竟推辞了。

端方率领鄂军前队在资阳，结果后队给前队情报，准备反水，他似乎也浑然不觉。四川党人张培爵派遣田智亮率三百人，持炸弹八十枚，星夜赶往资阳，准备将其彻底解决。田氏到后，和军中党人接触，议定非杀端方不可。于是剪发辫，废肩章，喝血酒，缠白布于袖以表决心。到了夜间，端方已经晓得哗变的消息，和他的弟弟端锦抱头哭泣。

这时候幕僚尚劝端方立即换服逃走。假如此时端方按此行事，尚有活命的可能，谁知他以为他总算是有恩于部队的人，不至失控。到了11月27日，众军士将他兄弟俩从坐帐中拉到天上宫行辕。“众曰，此私恩耳。今日之事，乃国仇，不得顾私恩，遂挥刀刺之。” 

杀死端方后，军士将其头颅贮藏在铁盒子内，以桐油浸泡之，献给蜀军政府。

端方是做过郎中、道员、按察使，直至巡抚、总督的人，因处事不慎而丢官。当他技痒难耐，又花几十万两银子，拿到督办川汉粤铁路的肥缺，已经是保路运动烈火蔓延之际。

他9月初启程，取道武昌、夔州府、重庆一线去成都。10月13日到达重庆，11月13日到达资阳。他所率领的部队，共四个营。

端方的死因，直接导源于四川保路风潮。民营的铁路被收归国有，且出卖与外人，从中又抽取回扣，政府大张巧取豪夺之帜。这个政策的出台，又直接生发于盛宣怀。5月份，清廷听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主意，下决心将四川、湖北、广东铁路收归国有，以端方为川汉粤铁路督办。说收就收，此前四川民众投入的股本一分不退。本来农民的血汗钱，有的甚至卖儿卖女投入管督商办的铁路修筑，现在血本无归，生计茫茫，那就只有自杀或拼命了。

端方入川之际，正值赵尔丰当政。两个人都看好总督的位子，一个守，一个攻。端方把保路风潮的责任算在赵氏头上。为夺得要津，端方为民众所做开脱，尚属实情。对民间颇能理解，对皇朝来说，则属于典型的第二种忠诚。赵尔丰也没有闲着，他也上疏数落端方，指摘端方并不直接从陕西入川，反而跑到重庆去做迂回，成都周边的土匪蜂起，等他来剿，他又不来。这样，大员之间的火拼已经到了“上纲上线”的地步，且无限上纲，足以致命。

端方到重庆时，其寓所大门被人乘夜贴纸书对联一副：端要死在江南馆，方好抬出通远门。藏其名于上下联之首，江南馆乃城中奢华之地，而通远门外则为丛葬之所。联语透着威胁，词为不祥之兆。

尽管端方在后来的某些学人看来也属开明，但他此时仍然手持重器，即国家机器最锋利的一端，向他索命的人至少想到了一个历史问题，那就是徐锡麟的惨死。1907年，端方直接指挥杀害徐锡麟。7月初，清廷侦探在上海捕获党人叶仰高，端方派员酷刑讯审，得知打入官场之党人名单。徐锡麟知事已迫，乃决计刺杀恩铭。徐锡麟被捕获后，端方率先给安徽地方首长冯煦一通电文，要他速将徐锡麟斩首。冯煦是江苏出身的江南才子，他不愿对徐锡麟下此毒手，但也没有办法。恩铭家属申请将徐锡麟挖心剖肝，炒食以祭祀恩铭，端方也予以批准。

晚清以来，民众的对立情绪遂益形紧张、尖锐。端方虽没有大举开火杀人，也没有拿着洋火四面点火，但毕竟是手持火柴，走在到处散落的火药之上。1910年1月1日端方还在忙着花大价钱重新上位，不久他就如愿以偿。五百九十六天后，他以为安全的利器终于擦枪走火，也就死于非命了。至今想象他晃晃悠悠、逍遥入川的情形，都不免要为之捏一把汗，甚至心急如焚、绷着神经，而他本人似乎懵懵懂懂，所以也就在劫难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