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已经是10日的傍晚，熊秉坤兵营里的陈定国那一枪，也是仓促中的应变，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而在陈定国举枪击杀那个甘作清军走卒的排长之前，已有无数的偶然发生了。

陈定国的第一枪之前，早有孙武的第一爆。而这第一爆，又是那样的偶然，是计划中的意外。

10月9日这天，武昌城内一般人群情绪骚动，显出莫名的慌张，也有老百姓搬到城外，投奔乡下亲戚。

这天中午，共进会的头领孙武在汉口望善里的一楼房中试验炸弹，说他不小心也罢，说他过于小心也罢，总之他竟把试管撞破了，药水滴在炸药中，顿时轰然一声，孙武本人给轰击得满面是血。

站在楼下的印度巡捕，满腹猜疑，遂闻声上楼。孙武的朋友见势不好，也真是急中生智，慌忙将大衣盖在孙武头上，佯称病人急症要送往医院，匆匆遁去。

巡捕上楼后看到一片狼藉，还有堆积的军装，存储的上百支长短枪，情知不好，于是层层上报，随即湖广总督瑞澂也晓得了，于是派戈什四处缉拿可疑之人员。

说到鄂军的革命团体，也即武昌革命团体的源流，简言之，其变异如次：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再变为文学社。

日知会系1905年刘静庵、曹亚伯等创立，会员分布于军界、新闻界、学界、宗教界。次年，中山先生派胡瑛、朱子龙等赴汉，联络日知会起义，不意事泄，会员骨干多被张之洞逮捕下狱，团体遂告解散。

群治学社建立于1908年底，可视为日知会的改组，推黄申芗为社长，表面以集合多数人交换知识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宗旨，实则奉同盟会宗旨为圭臬，且在社员规约中订有：一、绝对守密，有事一人当之；二、社员限于士兵，不得介绍官佐；三、社费由社员捐出。以后湖北革命团体如振武学社、文学会皆由群治学社演变扩张，成为辛亥武昌起义之原动力。

群治学社1910年图谋武装起义出师不利，乃更名为振武学社，再变为文学社已是辛亥年间的事。

到了振武学社时代，力量已在膨胀，决策层预备举事，派往各地骨干有：上海杨玉巽，江苏钟畸，安徽邹运猷，湖南杨玉鹏，两广李抱良，直隶、山东刘九穗，云南胡乔，东三省邹韬。振武学社时代，其宗旨就包含在名称之中，直言专以联络军界同袍，讲求武学，派员渗透到部队基层，如蒋翊武、刘复基投入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士，杨玉鹏则在四十一标一营左队任司书。规定各社员，每人每月须介绍一新人入社。

1910年秋曾试图举事，刘复基、彭楚藩等在开会时被巡警围捕，蒋翊武得脱，又归失败。这次失败打击很大，团体人员多如惊弓之鸟。鉴于形势，为求一保全之策，遂更名为文学社。在文学社时代，蒋翊武为正社长，王宪章副之，刘复基为参谋部长，其余总务、调查、联络……设置齐备，尤其在各标营以及陆军中学的代表众多。川路事起，鄂省风声鹤唳，该学社已增至三千人，团体骨干四处联络，蒋翊武为正司令，刘复基副之。

文学、共进会之联合，在辛亥旧历四月十三日，也就是武昌首义的四五个月前，两派商议集合势力，刘复基、王守愚找至共进会协商。经多次多人斡旋，才正式联合。两派联合后，在阳夏设立支部，以胡玉珍为四十二标总代表，汉口郑北兰寓所为支部交通处，汉口集会在范明山寓所，汉阳集会在陈德元寓所。

蒋翊武当清廷假意立宪法之际，对刘复基说：“我辈所从事又添障碍矣，及今不图迟益艰难。”他的瞩目点在鄂中新军，此间多志士，遂决赴鄂实行，邀刘复基同往，于1909年深秋到达武汉。此时群治学社已破，改为振武学社。

蒋翊武所在的文学社与孙武的共进会的源流不同。其中，文学社整体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以破坏告终，急于从事建设，改组政党，因与同盟会宗旨相符，公议全体加入，将文学社名义取消。另，据尹呈辅回忆，当时他在湖北陆军小学第二期肄业。在辛亥年二月，由孙武先生介绍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遂得参加首义。这是文学社、共进会与同盟会血肉密切的关系之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