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与新军中的进步分子往还频密。如驻南京的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当时担任标统的是革命党人赵声（字伯先，镇江人），担任管带官的有冷遹、柏烈武、伍崇仁、杨韵珂、江来甫等。大量尉官中，则有一半以上的人，开始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影响，立志推翻清王朝，为创立民主共和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部队渗透情形相当严重，以同盟会为总指导，陆军中小学学员、党人、团体均有人在部队中串联。

党人在部队中运作举事的具体方式，在首义之前，各级负责人为坚定各同志之信心起见，常用耳语宣传，详为讲解清朝政府之残暴无道，丧权辱国之事实，远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惨；近如中法、中英、中日战败之耻，庚子八国联军之辱，割地赔款，订下不平等条约，并以兴建国家海军之款，供西太后构筑颐和园之用；最后如瑞澂以纨袴公子，出任总督，彼并以卑鄙无能，不学无术之丫姑爷张彪（瑞澂丫鬟之夫，同志间鄙称为丫姑爷）出任第八镇统制……用以上之事实，作为宣传之资料，激发同志们同仇敌忾之雄心，杀身救国之勇气，人人切齿痛恨，隐忍待发，所以10月10日夜，枪声一起，响者四应。嗣后之宣传工作，又转变方针，重点在鼓吹各省起义，全国响应。所以首义后第三日，即有胡石庵在汉口成立之《大汉报》出版，大力宣传，新闻版内所刊者，不是说某某几省同时响应，就是说某某几省援兵已发；文告栏中所载者，不是某某几省讨逆之檄文，就是某某几省声援之函电。将当时革命军之事实，宣传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真是天夺其魄，清运该终，使清廷老朽摄政，稚子宣统，闻革命党而胆寒，阅《大汉报》而心惊。

部队被革命意识所渗透，当时身处其中的万耀煌先生记述一般情形是如此：新军士兵有时颇不顾利害，胆子甚大，在酒店，在运动场都畅言无忌地高谈反清革命，甚至在猜拳饮酒时亦喊“要革命，要排满，全福寿”，官长不便去酒店，即去亦视若无睹、听而不闻，其革命风气之热烈由此可见。

此种运动与渗透的情形也可由吴醒汉的回忆来印证。他的回忆录《武昌起义三日记》中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石屏（谭人凤）于5月下旬到汉，与各同志会商，决定以武汉为发难地。各同志即积极进行，新军中各有组织，二十九、三十两标同志组织一将校团及下士班，专为运动，成效显著。其主干为蔡幼香、吴醒汉、张廷辅、王宪章、王文锦、徐达明等。其他各方面，工程营熊秉坤、方兴等，炮队孟华丞、徐万年等，辎重营胡祖舜等，各分组小团体甚多。因时势紧迫，夏间开同盟会，居正、杨时杰任内务，查光佛、牟鸿勋任联络，蒋翊武、刘复基任军务，吴醒汉本人负责交通交涉。彭楚藩、熊秉坤、徐万年任各标营代表，这是事发前的组织架构。至发难时，推定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蔡幼香为参议长，吴醒汉、徐达明、王宪章、张廷辅等为参议，陈磊、谢石钦、潘公复、丁笏堂等人任秘书干事，邓玉麟管交通传达。

黄兴等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当时蒋翊武拟炸瑞澂总督署以为响应，事败未成，但形成猛烈的助推作用。四川保路风潮发生以来，影响遍及全国，人心跃动，蒋翊武又再三说，时机到了，多次密开军事会，被举为总司令，遂设枢纽指挥于武汉三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