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仁枚为人老成持重，与雷厉风行的六弟互为补充。据说70年代初“叛将”李翰祥请求重返邵氏，邵逸夫本欲拒绝，若非三哥劝说“咱们争财不争气”，李大导演恐怕就很难“风云再起”了。邵仁枚口才亦出众，当年邵氏常请日本导演来港拍片，名为引进外援，实则偷师学艺。有次新闻发布会，记者据此发问，三老板毫不为难，张口一句“好莱坞也用欧洲导演”就给打发，令一起出席的张彻导演大为佩服。

与邵逸夫60岁之后犹能日理万机的勤奋相比，邵仁枚则乐意放权给兄弟子侄，自己乐得享受奢华生活。当然，富贵不忘善举，邵仁枚还于1957年成立邵氏基金会，常年捐钱赈灾敬老恤贫，并因此获得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赐颁的“拿督”勋衔。邵仁枚的善长作风对邵逸夫影响颇大，80年代后，邵逸夫将“善举”由新马港台扩大到内地，数十亿元的慈善捐赠，不知有多少人受惠。可惜，如今诸般善名荣耀只归邵逸夫一人独享，“最佳拍档”三哥邵仁枚已于1985年逝世，寿85岁。

失：兄弟反目

直至今日，邵氏旗下的TVB每年的重头剧集都少不了“大家族”题材，其实邵氏家族本身的恩怨情仇比电视剧还要精彩，否则王晶也不会拍影射邵逸夫的电视剧《影城大亨》。譬如邵邨人被两位弟弟“杯酒释兵权”，“邵氏父子”与“邵氏兄弟”分道扬镳的跌宕故事就颇具通俗剧的传奇性。

话说邵氏新加坡最强大对手国泰在香港创办的“电懋”短短几年内拍出不少叫好叫座的佳作，打得邵仁枚邵逸夫兄弟焦头烂额，只好苦思良策，多次督促邵氏在香港负责制片的二哥奋起直追，可惜效果一直甚微。被逼无奈，新加坡的邵氏兄弟决定用“釜底抽薪”之计，夺下二哥的制片权。只是，尽管大家都是兄弟，但涉及权力交替，还是怕伤了和气。商量再三，老六和老三决定出钱给老二办一个“六十大寿”，在这个隆重豪华亲切和谐的场合下，提出：“二哥劳苦功高，如今年事已高，还是退休享福最好。”

本来二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但问题是这两位弟弟控制着制片资金和发行地区，若然翻脸，自己空有制片权又有何用？想到此处，也只有半推半就，让出制片大权。之后，邵逸夫来港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邵邨人却将旧邵氏片场卖掉，在弥敦道投资兴建邵氏商业大厦，同时收购改造的新华戏院亦不放映邵氏电影，反而只做西片首轮公映。1961年，邵邨人执意退出邵氏兄弟公司，邵仁枚专门来港调停，可惜无力回天，邵氏家族企业遂一分为二（此事影响甚大，后来李翰祥叛逃邵氏，王新甫等自认“邵氏父子”的“保皇党”，觉得不受“邵氏兄弟”待见，竟毅然随李离开）。

邵邨人有子三人，长子维锐谨小慎微，老三维镇风流豪奢，唯有老二维瑛精明强干，深得邵逸夫赏识。正因如此，尽管邵邨人全家退出“邵氏兄弟”公司，邵维瑛却被六叔盛情挽留，依然坐着总经理的位置。邵维瑛本人极富魄力，原本就认同六叔的大刀阔斧改革，是以工作十分积极，为清水湾片场的建造立下汗马功劳。

按说在邵逸夫的子侄当中，唯维瑛热爱电影且才华出众，本是邵氏电影事业接班人的不二人选，无奈邵邨人夫妇分家之后便存“门户之见”，不愿儿子“给别人打工”，勒令邵维瑛退出“邵氏兄弟”。邵维瑛受不住家庭压力，只好向六叔辞职，而邵逸夫少了贤侄帮忙，做事明显捉襟见肘，只好四处寻觅高人，这才有了后来的周杜文、邹文怀、何冠昌的加盟，不过“总经理”这个职务却由实权成了空衔--此为后话，暂且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