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时候，我家正好住在三里屯，离工体很近，所以我经常在周末骑车到工体转一圈，如果有球就买票进去看。

那个时候还不兴职业联赛呢，但经常有国际邀请的赛事，比如长城杯，也有当时不职业的甲级联赛。最有意思的一场球，是中国队和一个东欧国家的俱乐部队踢球，到终场前还输了个0∶3呢，结果进攻一次进个球，再进攻一次又进个球，最后那队懵了，居然又被搞进去一次。补时3分钟踢完，3∶3。

当时球票不贵，去看场球，家里也习以为常。民风淳朴，有时候我背着书包去的，懒得存包，就把包往工体绿地里的哪个树根下一放，看完球再去拿，那包还在那儿。

结果我这种好孩子，在看球的时候被抓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一场甲级联赛，北京队在主场和辽宁队踢。辽宁队当时是最强的，一直拿全国冠军，所以这球也算是焦点之战了吧。本来大家也没敢抱太大希望，结果北京队上来就以2∶0领先。这下不得了，全场情绪被煽乎得沸腾。可偏偏世事弄人，最后辽宁连进3球反败为胜了，大家一下接受不了，散场后就有人围攻了北京队的休息室出口，砸坏了北京队的汽车玻璃。

但这样的坏事我可没干，我就觉得辽宁队踢得真不错，尤其是那个叫关正斌的前锋。于是我就以一个粉丝的心态，跑辽宁队的休息室外等着去了，还等了好长时间。人家踢完球要洗澡，洗了澡还要开总结会，开完会出来已经快1个小时了。关正斌出来走过我面前时，我跟他握了握手，本来还想要签名，但我这人比较内向，一犹豫，人家上车走了。

我心满意足地想回家，万没想到自己已经出不去了。原来北京队那边动静越闹越大，警察一下子把整个工体的大门全关了，在工体的大院里来了个地毯式搜索，凡是没有离场的人，全都给集中到广场站队。不光是我这样的，还有那些压根就没看球，躲在树丛中谈恋爱的野鸳鸯们，尽数落网（当时还不兴开房呢，也没办法开房，所以谈恋爱的人天一黑就往工体小树林里扎）。

我们被集体带到工体下面的体操房里蹲着，大概有个一二百人吧。也没人理我们，周围站了一圈警察。我心里可是一点没慌，觉得自己没干什么坏事，顶多把事情说清楚了就可以回家了，唯一担心的是回去太晚挨家长修理。大约过了20多分钟，来了个胖警察，好像是个官，满脸怒气的。他们商量了一下，就开始拍录像，还喝令每个人都抬起头来。那时候摄像机还是稀罕物呢，我的第一份影像资料就这么留给警察局了，这叫留案底。

拍完录像，开始一个个讯问。屋子里的人都打着蔫儿，都是悔意顿生的样子。只有我觉得自己没把柄，一脸正气地跟警察解释我去干什么去了。那警察看我不服气，就有点火，声音挺大地对我说：“你没离场，就是助长了犯罪气焰，客观上起了坏作用。你还不认错吗？”我心里说，我哪知道那帮人砸车去了啊？我还觉得委屈呢。嘴上就不说话。警察接着说：“你要觉得没错你就接着蹲着去，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回家。”我一听能回家，赶紧说：“那我现在就想通了，认错还不行吗？”当时就想，差不多行了，警察的解释也勉强过得去，回家就行。

夜里三点多，警察去敲我们家门，把我爸迷迷糊糊叫起来去领人。我爸还以为我早回家睡觉了呢，看见警察还真感意外。见了我爸，我可真是有点羞愧了，觉得这事还得麻烦我家长，太过意不去了。

我以为这事情就这么完了呢。可过了一个星期，班主任找我谈话了，意思是有关部门找到了我们学校，把我那天看球闹事的情况给反映了。这还不算，据说有家报纸还要把那天关体操房的所有人的名单登出来。我这叫一个气啊。我心想，这不是要把我彻底搞臭吗？不仅要把我搞臭，还要把我家和我们学校搞臭，这什么事儿啊？我招谁惹谁了？

好在学校领导比较明事理，问了我的情况后，向有关部门汇报，说我是个好学生。于是登报纸的事情才不了了之。好在我爸也比较相信我，依旧允许我去看球。“5·19”事件那天我也在场，眼睁睁看着中国队输了球。我比较有经验了，知道要出事，把同去看球的同学拉回了我家，算是长记性逃过一劫。

过了好多年我上了大学读了书，才知道什么叫“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彻底明白那天遭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也是过了好些年，我们的警察才取到了经，知道怎样合理地对付球迷骚乱了。常和我一起看球的一个同学还当了警察去工体执勤呢。我想，人和社会长大都是需要过程的吧。

只是那球踢到现在不仅没长进，还越来越抽抽。我虽然还关心足球，但现场怎么也不想去，担心别人说我是吃饱了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