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位牙医，强加给他人巨大的疼痛，所以似乎没有人乐意见到我。然而，我并不会拔牙，我的目的是从一些明显焦躁不安的人那里提取数据。敌对情绪在我的“工厂”中四处弥漫，而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种敌对状态似乎在我们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我为罗兰做的第一个项目中，雇佣我们的汉斯是唯一一位在我们抵达之后对我们友善的人士。汉斯长得又瘦又高，不太爱说话，总是带有黑眼圈，从他犹如瓶底的眼镜下投射的目光可以看出，他也是不太信任我们的。

和我交谈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公司的等级制度中，比汉斯这样的经理人低两三级的雇员。我和这家环球金融机构规划部的某位地位低下的员工（我们就把他叫做“施密特”吧）的对话大体上是这样进行的：

我说：“我们想得到30 000亿个客户的交易数据，这些数据是从59个从来没有交流过的部门的信息系统中提取出来的。”

施密特说：“这种数据是不可能有的。”

“我们需要在星期二早上得到。”

“绝不可能！星期二过节，大家都放假了！”

“好吧，星期一下午怎么样？”

“但是，明天是周末！”

“好极了！我们可以在办公室会面！”

“但是，这些数据不干净！”

“脏就脏吧，无所谓。”

“我没有这个权限！”

“星期三，我们将会和董事会成员见面，这些人负责雇佣、解聘你的老板以及你老板的老板。那么，你有什么话说？”

“呃！”

很快，和许多年轻的咨询师一样，我打算搬出坐落在遥远的城镇中的酒店客房，我在那里唯一认识的几位当地人很讨厌我。

在许多咨询案例中，一个组织内部的敌意总是有其特定的来源。在汉斯供职的银行中，这双邪恶的眼睛来自一位名叫尤尔根的高级经理人。他是一大堆业务的负责人，在手绘的组织图上，这些业务被谨慎地描述为“尤尔根世界。”

“这么说，你们是汉斯雇佣的人了？”在终于肯屈尊与我们见上一面时，透过他吐出的一层层烟圈，尤尔根这样说道。

他轻蔑的口吻就如同水泥般浓厚。我猜测他的年龄大约是我的两倍，他的体重可能也是我的两倍吧。他的尊容和头发看起来好像是在一个烟灰缸中来回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