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数字化成长》出版的时候，我女儿妮可刚刚14岁。她在自己房间的电脑上做作业，而且也像大多数同龄的女孩子一样，喜欢和朋友打电话。我们家晚上10点以后是不许打电话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她不打电话了。这看起来像是好事，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妮可其实从一进卧室就在通过最早期的因特网即时通讯软件 网络呼叫器（ICQ）和朋友聊天，一直到关灯才停止。作为她的父母，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感觉被耍了，网络呼叫器这件事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痛处。但是她的成绩很好，而且她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保持联系的，所以我和我太太很矛盾。

我的工作就是要观察因特网的影响，于是我就在吃晚饭的时侯不停地问妮可她都在网上干些什么。她说她在网上查星座运程、下载音乐、为作业查资料、打游戏、查电影档期，当然还会和朋友聊天，看样子妮可努力想结束这个话题，她哀求道：“我们吃晚饭的时候能不能说点正常的东西啊？”

妮可在网上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她想和谁聊天就和谁聊天，想查什么就查什么，想做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家长和其他大人都干涉不了。

我们都想要那样的自由，但是这代人却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妮可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这些孩子在数字化里长大，有机会去探索世界、查资料、和陌生人说话、质疑商家和企业的官方说法。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做地理课作业的时候，可能会从父母的《国家地理》杂志上剪几张图片，再引用点其他书报上的信息。而妮可只要在自己卧室里的电脑前动动手指，就能找到比我们更有意思的东西。

亚历克斯从7岁起就在网上玩游戏、画画了，他和他姐姐妮可好像每周都会用我从没见过的科技做出点惊人之举，他们给了我写《数字化成长》的灵感。从我对其他300个年轻人的研究结果里，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婴儿潮父母有很大的区别。这些与众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把这代人和婴儿潮一代还有以往的任何一代都区分了开来。网络新生代公司研究了来自全世界的6000个年轻人，在他们身上成功地验证了这些标准。

这八个标准是： 自由， 个性， 监督， 正直， 协作， 娱乐， 速度， 创新。

当今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在表演、发动、创造、娱乐、协作，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媒体“食谱”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成就了他们，也造就了这八个标准。因特网对这代人有很多好处。我相信就连那些怀疑主义者也明白，这些在数字化里长成的孩子对我们有好处。

自由

我们这代人大学毕业时，就像抓着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握着第一份工作，心里充满了感激。但是时代不同了，孩子们觉得没必要承诺什么，最起码不用对第一份工作承诺。他们酷爱自由，在某个岗位上会平均待上两年六个月，效率高的话，27岁的时候已经在做第五份工作了。就拿我儿子亚历克斯来说吧，他正盘算着搞个MBA或者法律学位呢。但是我问他对工作有什么近期计划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要付出3年以上的时间我就会犹豫了。要是我觉得我在未来10年里不会享受这份工作，我就不想把自己锁死。我想自由尝试新鲜事物。如果我喜欢自己做的事，具有挑战性、能让我投入其中，而且很有意思，那我估计我会付出的。我觉得20几岁是自我发现、自我认识的阶段，大概到30岁的时候就会定下来要做什么了吧。”

亚历克斯是N世代的典型。有了因特网，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买什么东西、在哪上班、什么时候买书或者和朋友聊天，还能选想做什么样的人。巴拉克·奥巴马复制了黑眼豆豆组合（BlackEyedPeas）的音乐录影带，再加上点恶搞，打造了他的标志性台词“我们可以”（Yes，WeCan），让它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打入了这代人内部。这代人喜欢和平手势，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