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社区都有着类似的外形，黑色的屋瓦栉比鳞次，莫名其妙冒出来的二楼，狭窄的巷道，还一定会有条特别热闹的十字小巷，巷口有棵大榕树，树荫下随意放几张破了洞的藤椅，树旁还砌了个水泥石椅，好让各家妈妈杵在这个角落聊天交换情报。这里的人不需要便利商店，因为不远处还有个热闹的小菜市场，每个人都认识卖鱼、卖肉、卖锅碗瓢盆的老板，老板也都认识这些妈妈们，大大小小、吃吃喝喝全都在这里得到满足。这里也不需要大楼管理员，在村子里进进出出、东跑西晃，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随时可以停下脚步聊聊天，随时看到陌生面孔都会主动问一声：“你找谁啊?”

在不是我的村子里，却看到好熟悉的榕树、小巷，甚至连参差不齐的天际线都乱得几乎一样。为何眷村不分南北，都呈现了这么类似的生活环境呢？边走边问，深入研究后，才发现全省眷村的兴起与败落，都恰恰反映1950年到2000年之间社会繁荣进步的足迹，以及老一辈的凋零速度。眷村就像是个大蜂窝。很多蜜蜂飞进飞出，哺育下一代，在有限的空间里筑出一格格蜂巢，滋养着蜂窝。但随着附近的花期结束，年轻的女王蜂移到别的花丛，组织了新的蜂窝，老的蜂窝渐渐干枯，蜜愈少，蜂离开的愈多。于是有天“砰”的一声，整个蜂窝落到地上，结束了数十载热闹丰硕的岁月。

可能眷村外的人不太懂“眷村”的涵义，但对建立眷村的父母亲这一代，还有在眷村长大的我们这一代来说，眷村不只是个社区，不只是一块地皮，而是整段人生记忆。在拍摄纪录片过程中，我记录下不少人的故事，而村子也用不会言语的一砖一瓦，说出了这五十多年来的故事。

在眷村拆除后，我带着太太、女儿跟妈妈一同回到老家。这里已经找不到高挂在主要通路上广播用的大喇叭，没有村长广播提醒大家投票。老家没留下只砖片瓦，竟然完全从地表上消失了，自然也找不着过去各种人为的痕迹。我以邻居残留的老房子当坐标，勉强从地面上的瓷砖花色找到了老家，妈妈站在上面，眼眶都红了。

虽然景物全非，但这破巷子、破房子就像我的娘胎一样，深深刻在眼下、记在心底。后来我拿着眷村巷口的照片，请最精于描绘台湾风景的本土画家杨兴生画出我记忆中的巷口，让这份永恒的回忆一代一代传下去。

纪录片完成之后，命名为《伟忠妈妈的眷村》，说的是我生长的眷村故事，实际上，也是所有眷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