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缘于我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行。旅行始于1995年的圣诞假期。在那一段欢乐和愉快的时间里，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我们正在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做些什么？为什么依靠我们所有的技术、管理知识和投资能力，仍不能为普遍存在的全球贫困和窘迫问题做出一点点贡献？为什么我们不能创建包容性的资本主义？毋庸置疑，这些都不是新问题。然而，作为一名同时熟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士，这种对比时时折磨着我。很明显，为处于世界经济金字塔底层的那些人的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应该是我下一次智力之旅的一部分。同样明显的是，我们要从一种新方法，也就是“一张白纸”开始。我们要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从已经做出但尚未实现的承诺中学习。以此类推，对发展援助、补贴、政府支持、以本地化非赢利性组织（NGO）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一味依靠放松管制和公共财产私有化等过往方案进行改良是重要的，并且也发挥了作用，但是一直都不能矫正贫困问题。

尽管NGO不知疲倦地工作，以促进当地解决方案和当地企业家精神，但是，将大规模的企业家精神作为可能的解决方案的观念，始终没有立足之处。看起来，政治家、官员和大型国内外企业的经理人都同意这一点：穷人是国家的保护对象。这种隐含的一致性是令人困扰的。在处理80%的人类的问题时，大规模的私营部门仅仅是浅尝辄止。因此，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动员大公司的资源、规模和范围，以共同为金字塔底层（BOP）的问题、为生活在每日2美元以下的40亿人创造解决方案，结果会怎样？为什么有了NGO和需要协助的社区的知识和承诺，我们还不能动员大公司的投资能力？为什么我们不能共同创造解决方案？我的智力之旅始于上述问题，目的是了解大公司，激励它们去想象在同其他机构有效合作、创建一个更公正、更人性的社会的过程中的角色，并且采取行动。

前言显然，只有那些以良好商业惯例为基础的活动，才能使经理人保持热情和承诺。BOP的四五十亿人能够帮助改变“良好商业惯例”的定义。这并不是讲博爱仁慈，也不是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诸如此类的行动仅能够勉强建立穷人和大公司之间的参与过程。它们能够带来巨额的捐献，但不可能与公司的核心活动完全整合在一起。为了保持活力、资源和创新，BOP必须成为大型私营公司核心宗旨的一个关键要素。穷人必须成为活跃的、见多识广的、置身于其中的消费者。减少贫穷可以通过围绕穷人的需要、共同开创市场而实现。

我们要摈弃许多对世上“是与非”的观点。例如，“你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就不是一个好问题。与其他重大的社会运动一样，全球化既有好处，也有坏处。类似地，全球化与本地化的比较也不是有用的争论。诚然，对立是确实存在的。在我职业生涯的很早阶段，我就认识到，即使在跨国公司内部，争论也没有停止过。

还有，关于小（如小额融资）和大（如跨国公司）的争论也没什么用处。大企业能带来效率，NGO能带来创意，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诚然，我希望避免在非政府组织、政府部门和跨国公司所看到的家长作风。

本书关心的是什么才能奏效，这不是关于谁对谁错的争论。我甚至更不关心什么可能会出错。会出错的和已经出错的太多了。我专注于从少数几项进展顺利的实验中学习的潜在价值。这些实验能够向我们展示前进的方向。我不希望世上的穷人自成一体。我所希望的是，贫困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本书讲的是所有参与者——NGO、大型国内公司、跨国公司、政府当局和（最重要的）穷人们自己——走到一起，解决进入我们进入21世纪以后面临的非常复杂的问题。贫困问题必须迫使我们去创新，而不是去要求“强加我们的解决方案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