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役是1981年至1982年的熊市。当年，香港的华资企业与中央政府关系良好，开始为回归绸缪；反之，英资企业仍沉醉在大英帝国昔日的光辉中，以为中国政府愿意以“治权”换“主权”而延长不平等条约50年。直至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 Thatcher）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摔了一跤才如梦初醒，明白新中国在中国土地主权及领土完整这个问题上是从不退让的。此一惊吓又令英资财团表现出过分激烈的反应（例如将资金撤出香港）。在这一役中，华资财团赢了漂亮的一仗，结束了过去香港经济一直由英资企业（如怡和洋行）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从此进入华资财团主导的时代。

第三役要算1987年10月的股灾。当年香港联交所（现称香港交易所）主席将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在美股出现跌势后下令香港股市停市4个交易日。结果复市那天，恒生指数重挫逾50%，令香港期货交易所无法为恒生指数期货做结算，需政府提供19亿港元资金以供周转。此役让政府立下改革证券交易所的决心。其后戴伟信（Davidson）报告书出台，迫令联交所对外开放，大量外资证券行进军香港股票市场，令华资证券行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1989年的跌市是第四役。此役让很多对中国信心动摇的人决定移民彼邦，事后证明他们错失了1989年至1997年香港的房地产及股市狂潮，财富因而转移到坚信中国政府继续实施改革开放路线者的手中。后来，不少已移民彼邦的人却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陆续回流，成为当年“贵价楼”的承接者，至2003年上半年更沦为“负”资产一族。这一役令1989年移民而后1997年回流者从此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