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879年，弗朗西斯·沃尔克（Francis Amasa Walker）——后来成了美国经济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在一篇短文中想解释“为什么普通人往往看经济学家不顺眼”。他说，这一部分是因为，“传统和信念把人及其职业、环境联系起来，并令他们做出有违经济理论预测的行为”。经济学家对此却熟视无睹。

一个多世纪过后，普通公众继续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经济学家。同行们大多辩解说，这种态度至少部分源于我们在诸多重要公众政策问题上的观点乏人理解。这个说法可算公允。

比如说，经济学家一般提倡拍卖空气污染权，批评家闻之哀叹道，“他们的良心简直是给大企业污染了。”这未免把规范企业行为的力量理解得过于天真了。

企业污染环境，并不是因为从弄脏空气跟水源中享受到了什么乐趣。它们那么做，只不过是因为干净的生产流程比肮脏的成本更高。强迫企业购买排污许可证，给了它们采用清洁生产流程的动机。为避免购买昂贵的许可证，能够使用相对廉价、清洁生产方法的企业定会立刻采纳之。除非确实没有这种替代生产方法，企业才会被迫购买排污许可证。

拍卖排污权合情合理，因为它把缓解污染的重担放到了那些能以最低成本办到这一点的人手里。它将实现具体空气质量指标的总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显而易见，是否能达到该指标，关系到无论贫富的所有人的利益。证据显示，人们对拍卖法越是理解，就越少对它提出异议。例如，尽管环境保护组织一度激烈反对拍卖排污许可证，现在却对它热情拥护有加。

但这类的误解并不是经济学家挨人白眼的主要原因。对经济学从业者的怀疑态度，至少还有其他三种重要来源。一是经济学家的传统人类行为模型强调狭隘的自私自利，许多人觉得这太过愤世嫉俗了。自私诚然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动机，但其他的动机也很重要。比方说，哪怕投票事关成本，一张选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可我们还是会参加总统选举；我们给绝不会再度光顾的餐馆留下小费；丢失的钱包物归原主，里面的钞票分文未动。只谈自私不仅显得卑鄙，而且令得我们无法在人类行为的这一重要方面发表任何有趣的看法。

怀疑态度的第二个源头，是经济学家的传统模型假设，消费者决策是孤立做出的——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否定了这种意见。事实上，所有的评估都极大地取决于社会背景。例如，同一辆车，20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驾驶员会觉得它加速灵敏，今天的大多数驾驶员却觉得它迟钝不堪。同样，900平的房子，在1980年对企业老总来说大得不得了，今天却显得微不足道了。再者，说一件面试专用的套装得体大方，总是跟其他应聘者相比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