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新近的发展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解决了保守党人和自由派人士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许多争议。故此，我在谈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文章中指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发展，支持了自由派人士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只不过立论基础和自由派人士所说的完全不同。比方说，自由派人士一直主张，要立法保障工人的安全，使之免受掌握了市场力量的企业的剥削；保守党人却一贯认为，这种法规往往会对传统上看来竞争最激烈的劳动力市场造成最强的冲击。但这里还有一种更站得住脚的说法：工人支持安全法规，原因和冰球选手支持戴头盔的比赛规则一样。

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解释说，冰球选手不戴头盔滑冰能获得竞争优势，大概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听得更分明。可是，倘若所有选手都不戴头盔滑冰，每支球队取胜的几率跟所有选手都戴头盔时一样。这样一来，头盔规则的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类似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职场安全条规的吸引力。工人接受危险度更高的工作，可以挣到更多钱，购买位于更佳学区的房子。然而，要是所有工人都接受危险度更高的工作，房子的价格就被哄抬上去了，仍然有半数的工人要把孩子送到较差的学校去。

一旦把经济推理从最狭义的理性行为模型中解放出来，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传统的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能用来指导经济选择，我们还是得从实际出发——谨慎地权衡不同选项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说，在选择两个互有冲突的项目时，哪个项目的收益超过成本更多，哪个就更好。向来如此。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主张，不妨来试试看如何反驳它——没你想象得那么容易！比方说，为让洛杉矶的空气质量达到某一目标，有两种方法可选。方案一要求所有汽车，不论新旧，都要满足某一严格的排放标准；方案二对使用年限在15年以上的汽车不做要求，但对较新的车辆施以较方案一更为严格的标准。两个方案都能带来相同的整体空气质量，可因为方案二对新车的标准太高，实施起来造价高，所以总成本比方案一多得多。

成本效益测试认为方案一是较优选项。但方案二的支持者却认为，尽管它成本更高，仍不失为上佳之选，因为开旧车的大部分是穷人，强加排放标准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