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人际关系背景下，鲍勃给他的好友打了个普通的电话。通过这种方式，把“伊拉克有生化武器”的论断加进国情咨文报告中，是很妥当、很完美的一个办法。鲍勃给福利打电话时，没有说他就是国情咨文报告的定稿人。在总统亲口读出报告中的文字之前，鲍勃是定稿人。最后，他在报告中加进了中情局怀疑的、中情局局长反对的那个说法。

白宫内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伊拉克从尼日尔购买核原料的说法有许多疑点，这个消息很不可靠。这一点十分清楚。

福利没有责备他的朋友鲍勃，也没有谴责鲍勃那次心怀鬼胎、目的在于套话的电话。福利回忆说，鲍勃在华盛顿是很有头脑的政治玩家。鲍勃的理解是：伊拉克从尼日尔购买核原料的说法是清楚的事实，而福利代表中情局认定了这一事实。

因此，作为白宫代表的鲍勃觉得他只能给福利打电话。

伊拉克战争的第二个理由是生物武器。

这个情报的来源主要是拉菲德·艾哈迈德，代号为“弧线球”，他是伊拉克的叛徒，后来逃亡到德国。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大量情况。众所周知，“弧线球”善于捏造谎言，他编造的细菌工厂和移动实验室纯属子虚乌有。柯林·鲍威尔在联合国的演讲，就是以“弧线球”的假话为理由，阐述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

美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情报局，一直想当面问问“弧线球”，但都被德国政府拒绝了。如果美国人见到“弧线球”，他们就会发现他是个骗子。

事情的经过很复杂。

事实上，是中情局内部的一个人，建议德国人永远不要让美国人见到“弧线球”。德国方面很信任中情局的这个人。

这个关键人物是乔·威佩。伊拉克战争打响后，他也失踪了。

从2001年开始，威佩任中情局德国站主任。他的工作很繁忙。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威佩在中情局里的德语水平很高，他负责处理所有与德国有关的事务。

2002年年初，中情局就发现威佩有点不对劲。他频频来往于欧洲各大城市之间，但是没有按照中情局的基本规定，向德国站总部办公室和他所到的地方的办事处报告他的行踪。中情局在欧洲一些大城市比如维也纳的办事处，经常问中情局总部：“乔·威佩来这里干什么？”

美国监听了一些德国政府的官员，包括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的谈话。在这些官员的谈话中，频频出现威佩的名字，他们还谈论威佩告诉他们的事情。这引起了中情局高层的注意。行动处二把手斯蒂芬·卡佩斯、当时的人力资源部主任里彻和欧洲部主任泰勒·德姆海勒开始询问威佩。

经过问询，他们发现威佩的问题很大。他已经结婚了，他的老婆住在北弗吉尼亚，但他却秘密地同时跟好几个女人保持着暧昧关系，其中几个女人是德国间谍。他还经常跟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埃内斯特·乌尔劳混在一起，而且没有汇报行踪。更严重的是，他把一些不应该说出去的事情告诉给了德国间谍，这让美国中情局的一些领导十分恼火。有时他还跟美国警察发生争执，尤其是当美国警察要把“弧线球”带走的时候。2002年年中，中情局通过监听得知，德国人开始觉得“弧线球”可能不可靠了。中情局还发现，在布什政府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威佩很害怕把一个不可靠的线人放在德国。他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很危险，有可能使美德关系破裂，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所以他悄悄地告诉德国人，千万不要把“弧线球”交给美国人。

参与讨论如何处理威佩的一位高层官员说：“许多人都想开除他，但是最高层却三缄其口。”2002年8月，中情局把威佩叫到总部，告诉他明年将要离职。关于他的可疑之处，领导只字未提，因为他们怕暴露德国情报机构内的线人。这个线人一直向中情局提供有关威佩的所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