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斯基摩人的价值观与我们的价值观并不是完全不同，只是生活将这种选择强加于他们身上，而我们则不必做这样的选择。

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这里有一个一般的理论观点，即：存在一些所有社会必须共同拥有的道德规范，因为这些规范对社会存在是必要的。反对撒谎和谋杀的规范是两个例子。事实上，我们在所有有活力的文化中都能找到这些正在发生效力的规范。在对这些规范的合理例外方面，不同的文化会有差异，但是这些不同是建立在广泛的相同的背景之上的。因此，过高地估计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错误的。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不是每一条道德规范都会发生变化的。

批判一种不良的文化实践

1976 年，17岁的福齐亚?卡申加（Fauziya Kassindja）到达新泽西州纽华克国际机场寻求庇护。她逃离自己的祖国多哥（一个西部非洲的小国），以逃避人们所称的“切除”。切除是一种永久性的损坏程序，有时被叫做“女性割礼”，虽然它带有一点与耶稣的实践的相似性。更普遍的，至少在西方媒体中，它指的是一种“女性生殖器的损毁”。

在美国，直到福齐亚被关押近18 个月以后，当局才决定怎么处理这件事。在这期间，她受到屈辱的脱衣搜查，她因为哮喘而要求医疗帮助，却遭到拒绝，她就像是一个通常的危险的罪犯那样被对待。围绕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其他文化中人们的实践，她成为人们讨论的中心，在这之后，她才最终被提供庇护。《纽约时代》（The New York Times ）的系列文章支持了这样的思想：切除是一种野蛮的、应该被谴责的实践。其他评论者不愿意这样评判。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他们说，毕竟我们的文化对其他文化来说可能也是同样奇怪的。

假设我们倾向于说切除是不好的，我们就是在将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于人吗？如果文化相对主义是正确的，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把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于人，因为没有可供我们诉求的文化中立的道德标准。但是，这是真的吗？

我们能从文化相对主义中学到什么

文化相对主义中确实有些东西是正确的，虽然我们最终是拒斥它的，但我们应当从中学习两点。

首先，文化相对主义非常正确地向我们警示这样一种危险，即假定我们所有的偏好都基于绝对合理的标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很多（并不是全部）实践只是特别地适合于我们的社会，并且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事实。在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这方面，文化相对主义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次，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逐步形成一些强烈的情感：我们已经知道哪种类型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学会了拒绝其他行为。例如，我们可能接受了“同性恋是不道德的”这样的教育，并且我们处在同性恋者中间时会感到非常不舒服，把他们看作异样的和反常的。但是，有些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一种偏见，同性恋没有任何邪恶，同性恋者像其他人一样也是人，他们凑巧被与他们同性的成员所吸引，但这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