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失去他们的配偶。当然，我们从来不想面对这样的局势。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在不判定一个无辜者有罪和让几个无辜者死亡之间进行选择，是不是要如此不合理地认为第一个选择更好呢？

再考虑一下批评功利主义的要求太多的反对意见，因为功利主义要求我们将我们的资源用于给饥饿的儿童提供食品，而不是用来去餐馆吃饭或者看篮球比赛，所以反对功利主义的人认为它要求的太多。如果把我们的思想聚焦于那些饥饿的人，功利主义的要求看起来还是那么不合理吗？说功利主义“要求太多”，而不是说我们应当给饥饿的儿童提供食品，我们是不是太自私了？

就有些情况而言，这个策略比其他的策略要好一些。想想偷窥癖汤姆，最忠诚的功利主义者甚至会说，我们应当更细致地考虑一下他从窥视不小心的妇女中所得到的快乐，而不是谴责他。如果他能逃脱而未被抓住，有什么伤害呢？为什么他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正如斯马特所认为的，功利主义与常识并不完全相一致。

因此，一些哲学家认为，行为功利主义是一个不需要修订而完全能够得以辩护的学说，甚至，必须承认，功利主义是挑战我们很多常识的假定的激进学说。在这一点上，它做了一些出色的哲学家做的事——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迄今为止想当然的那些问题。

如果我们询问，什么是斯马特所说的“通常的道德良心”， 似乎有很多考虑而不是功利被认为是道德上重要的。但是，斯马特警告我们“常识”不能相信，这才是对的。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就会发现，道德常识的缺点是很明显的。很多白人曾经感到，白人和黑人有着重要的区别，所以白人的利益无论如何都是更重要的。由于相信他们那个时代的“常识”，他们可能坚持适当的道德理论应当包容这一“事实”。今天，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的鼓噪值得一听，但是，谁知道还有多少其他不理性的偏见仍然是我们道德常识的一部分？瑞典社会学家冈纳·迈尔代尔（Gunnar Myrdal）在他关于种族关系的经典研究著作《美国困境》（AnAmerican Dilemma,1944）一书的结尾处提醒我们：

肯定还有这类活着的人不可能觉察到的其他无数错误，因为西方文化模式的迷雾包裹着我们。文化影响力已经建立了我们对精神、肉体以及我们开始于其中的宇宙的假定，提出我们的问题，影响我们追寻的事实，决定我们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指导我们对这些解释和结论的反应。

例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未来的一代将会厌恶地回顾这样的情形：在21 世纪，很多人享受自己的舒适生活，而第三世界的孩子却死于很容易防止的疾病？或者厌恶地回顾我们圈养并屠杀无助的动物的情形？如果有这种可能，他们可能就会注意到，今天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被批评为“头脑简单”，因为他们提出了坦率地谴责这类事情的道德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