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一篇论文中以一个有吸引力的老式标题“论出于利他动机而撒谎的假设权利”（On a Supposed Right to Lie from Altruistic）作出了回应，在这篇文章中，他讨论了“咨询的谋杀者”的案例，并且给出了他关于撒谎的观点的第二个论证。他写道：

在你诚实地回答了谋杀者关于他要找的受害人是否在家的问题之后，他可能已经溜走了，这样他就不在谋杀者去往的那个方向，谋杀也就不能实施。但是，如果你撒了谎，说他不在家，而你并不知道他真的出去了，如果在他往外跑的时候谋杀者撞上了他，并且杀了他，你就会被公正地指控为导致了他的死亡。如果你就你所知说了真话，这个谋杀者在屋子搜查那个人时，可能会被邻居抓住，这样，谋杀行为就会被阻止。因此，无论谁撒谎，无论他怀有怎样的好意，都一定要为结果负责（无论它们是多么不可预见），并且遭到惩罚……

因此，经过全部的深思熟虑的真诚（诚实）是神圣的，并且是理性要求的绝对命令，不受任何权宜方案的限制。

这个论证可以以更一般的形式来阐述：我们受到诱惑，想把不撒谎的规范作为例外来处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认为诚实的结果是不好的，而撒谎的结果是好的。然而，我们从来不能确定行为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不可能知道好的结果一定会随之而来，撒谎的结果也可能难以预料地不好。因此，最好的策略是避免已知的恶——撒谎，让可能的结果尽管来好了。即便结果是坏的，它们也没有错，因为我们决意尽我们的责任。

我们注意到，一个相似的论证可以用于杜鲁门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决定上。投下炸弹是希望战争迅速结束。但是，杜鲁门并不确定地知道会发生什么，日本人可能已经被打趴下了，而登陆仍然是必要的。所以杜鲁门只是在好结果可能会出现的希望上，赌上了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这个论证的问题也足够明显——实际上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令人吃惊，像康德这样有才能的大哲学家，竟然没有对它们更为敏感。首先，这个论证依赖于在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上的不合理的悲观观点。有时，我们能够非常确信行为结果会是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必因为不确定性而犹豫。而且——这一点在哲学上更有意义——康德似乎假定，虽然我们会承担撒谎的坏结果的道德责任，但我们不承担诚实的任何坏结果的相似责任。假设我们说真话的结果是，谋杀者找到了那个人并且杀了他，康德似乎假定我们对此没有责任，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如此容易地逃脱责任？毕竟，我们帮助了那个谋杀者。所以，这个论证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规范之间的冲突

道德规范是绝对的的思想，不允许有例外，从“咨询的谋杀者”之类的例子看，这种思想不合情理，而且康德对它的论证也不能令人信服。但是，除了它不合情理之外，有没有反对它的令人信服的论证？

反对绝对道德规范的主要论证与出现冲突的可能性有关。假设人们坚持，做A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的，并且做B 在任何情况下也是错的，那么，当一个人处于在A 和B 之间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当他必须进行这样的选择而绝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这种冲突似乎表明道德规范不可能是绝对的——或者至少不能有一个以上的绝对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