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公司有三个合伙人，都是以前做审计师的。他们主要在上海上班，北京只有我一个人。北京还没有开展业务，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我竟然要先在家办公。

我正经变成了SOHO一族，除了Simon有时候给我打打电话以外，其余时间非常自由。我所接到的第一个项目是帮一家外企审阅规章制度。客户把制度用电子邮件形式发给我，我在家里看，每个星期给一个反馈。工作压力不大，也没什么人管我。我自己也彻底放鸽子了，每天下午三点起床，工作一会儿之后就跑出去和以前同事吃饭，因为我自己不会做饭，晚饭后回来再继续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再睡觉，完全过的是美国时间。

不过SOHO其实是很闷的，没人陪我说话，一切都要自己解决，给人打个电话还要浪费自己家的话费，上网也是自己花钱，就连空调都要自己花电钱。客户有时候要发传真，我也完全不好意思说我这里没传真，就只能留以前P公司的传真号，再跑到以前同事那里把传真取回来。折腾死了。

后来实在受不了这么跑来跑去，就自己花钱买了一台四合一的惠普打印机，能发传真、打印、复印和扫描。发工资是用现金，每个月Simon到北京来关照我的时候，就会带给我一大摞一百元的钞票，搞得跟地下交易似的。我心里其实有点儿含糊，之前在大公司做久了，连打字都有专门的Typing Pool，公司里打扫卫生的阿姨据说都是学会计的，虽然脾气不好，但是在旺季的时候，她都要被我们征用来复印、装订甚至做表格。现在变成一家小民企的员工，连办公室都没有，业务感觉也是一天有一天没的，心里很没底。

不过我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常常去找以前同事吃饭，吃饭的时候听说，由于P公司一直在减薪和裁人，项目经理级别的同事好像要和合伙人谈判。我很遗憾当时我已经不在P公司工作了，否则这个热闹实在太值得凑一凑了。大家也热情地邀请我在谈判那天偷偷到P公司去参观一下。

P公司的劳资纠纷据说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合伙人突然同意了进行谈判并且迅速确定了一个谈判时间。可是项目经理队伍中突然出现了分歧，主要的分歧在于，一方要求改变谈判时间，他们的理由是，老板选了一个让大家非常仓促的时间，并且很多项目经理都在项目上无法及时赶回来；而一方则认为这个机会难得，应该及时把握。

最终谈判按照老板提出的时间进行，历时三个多小时。当时的气氛很热烈，有六个合伙人和几十个项目经理参加，大会议室已经坐不下了，还有很多广州、上海和深圳的同事过来，这让人事部的人很吃惊。会谈很激烈，合伙人的回答不断地被质问，常常问到语塞。有两个合伙人非常不合时宜地提出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在P公司的美丽经验，结果遭到全场一片嘘声。人事部的合伙人不是中国人，听不懂中文，但是现场的同事坚持用中文讲。

合伙人之所以能升到合伙人，说明这些人都是聪明人，不是那么容易被胁迫的。三个小时之后还是没达成共识，于是一个胖胖的合伙人说，他认为不可能在这个会议上解决问题。我本人很喜欢这个胖胖的合伙人，以前跟他合作的时候，就觉得他很聪明，并且善解人意。而事实是，大家也确实很给他面子，决定结束会议，但要求给一个时间表，主要围绕加班费、体检和建立工会等问题，人事部答应在一周之内给大家答复。

无论答复如何，跟我已经全然没有关系，慢慢地我也不再关心。

我变得越来越懒散，以前做审计师时那种工作激情似乎不见了。白天很晚起床开始工作，晚上有时候和同事吃饭，有时候和男朋友吃饭，跟以前的日子比，简直闲散得像是隐居了。和我一届的同事也纷纷开始离开四大，或者出国念书，或者去了其他公司，我想可能大家都到了职业倦怠期。我推荐了一个以前的同事也加入了我现在的这家咨询公司（我们叫T公司吧）。

于是在二○○四年初，T公司有了两名员工，我是经理，我叫Vicky，另外一个是项目经理，叫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