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排除少数人(说不定这少数人也存在于本书读者之间)讨厌汽水而喜欢芒果。对于这些人，1元钱用于购买芒果的边际效用会永远高于购买汽水的边际效用(想想吧，讨厌一种物品意味着该物品效用为负)。于是，这个人就“极端”地只购买芒果而永远拒绝购买汽水。反过来，也有少数人喜欢汽水而讨厌芒果(比如对芒果过敏的人)，他们会极端地消费汽水而拒绝购买芒果。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芒果和汽水存在不完全的替代关系，他们的最优选择是芒果和汽水的某种组合，是经过权衡最后停留在相对中间的一种组合上。

中庸的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除消费外的诸多情形中，也都会看到有一些人的选择非常极端，但大多数人的生活则相对中庸。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效用最大化理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如何平衡？在讲经济理论之前，先讲我的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个朋友在一所三流大学任教。他是名校毕业的博士，文章发表记录也不错，完全可以在国内重点大学找到一个职位。所以，很多人对他的选择感到不可理解。特别是他现在所教的学生，觉得他如此优秀，为什么愿意屈就在这所三流学校。他的解释是：在他的效用体系中，家庭与事业同等重要。他到现在这所不那么好的大学，他的事业无疑会打上折扣，但是学校给他的爱人安排了不错的工作，他们有一个在稳定的环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幸福的家庭。是的，他的家庭很幸福。如果他选择一所平台更好的重点大学，他的事业也许有更高的起点，但是爱人的工作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家庭难以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说不定还影响夫妻感情；因为他肯为自己的爱人牺牲多少，会被爱人作为一个判断爱的信号。他若只为了自己的事业着想，则爱人就会认为她在他心目中只是第二位的；但他为了她放弃自己事业的更高起点，她会感觉到他的确在为她做出牺牲。

我完全理解这位朋友。而且我认为他的选择对他来说是最优的。事实上，很多人的选择，在旁人看来觉得难以理解，其实一旦了解此人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就很容易理解。从效用最大化理论角度，家庭可以给这位朋友带来效用，事业也可以给这位朋友带来效用，两者是相互替代的，但又不是完全替代的——也就是说，完全没有事业，效用会低得令这个朋友难以忍受；完全没有家庭，效用也会低得令这位朋友难以忍受。结果，最优的选择必然是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为了家庭，适当放弃事业；也为了事业，适当放弃家庭。

极端的人会如何呢？比如，“事业狂”就是一个极端，这种人眼里只有事业，没有家庭。在他的效用体系中，事业的边际效用特别高，而家庭的边际效用特别低，因此他总是把自己的资源(时间、精力、金钱)投放到事业中去。类似地，“家庭狂”是另一个极端，这种人的效用体系中，事业的边际效用特别低，家庭的效用特别高，结果他总是把自己的资源(时间、精力、金钱)投放到家庭中去。

我很欣赏美国加州大学首位华人校长田长霖先生的一句话：做学问要极端，做人要中庸。

一个人的“宏观”经济

上一节的最后部分，算是对田长霖先生“做人要中庸”的一个经济学注解吧。对于“做学问要极端”，通常的理解是做学问要突破成见和既有框架束缚才能有所创新。不过，我对这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很多复杂的问题，一旦把假设推向极端便可变得简单而容易分析，这也正是做理论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几乎在所有的学科都有运用。比如，物理学定律常常假设“真空”、“无摩擦”等理想状态，就是一种极端假设；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也走了一个极端。这些极端假设不符合现实，却是我们思考现实问题的起点。因为极端假设提供了一个参照系，逐渐放开那些假设我们便可有所参照地进入真实世界。物理问题分析中可以逐渐加入摩擦力、空气浮力；而经济学问题分析中也可以逐渐加入有限理性或者情感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