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5:20，我独坐在东经98°一个与世隔绝小村落的苍老树桩上，透过爬满皱纹的木阁子仰望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茫茫黑暗尚未退却，阵阵冷风从耳畔怪叫着呼啸而过，将高原雪山特有的潮湿阴冷洒在身上。单薄的维尼熊棉布睡衣紧紧贴肌肤，贪婪地摄取体内仅存的一丝温度。

梅里雪山依旧在蒙昧中沉睡，阴森骇人的温度里漫延着令人悲伤的苍凉。我在这片看不到希望的黑暗中坐了整整一夜，凛冽寒风伴随着雪山的凄凉哀怨不断袭来，木阁子窗户吱呀吱呀作响，仿若一位苍老妇人正缓缓讲述遥远时空中凄美忧伤的爱情。身体已被冻僵，嗜骨的冷风穿越破损的玻璃窗爬进血液，咔擦、咔擦，我听见了自己的骨头因冰冻而碎裂的声音。一声又一声，缓慢而安静。

可是，我没有挪动一丝一毫，眼睛紧盯着远方，仰望星空。

我在等待日出。

砰砰、砰砰，茫茫黑暗里我听见了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坚强有力的心跳声，苍白无血色的唇角扬起一抹浅笑：原来，我还活着。因为活着，所以要等待日出。

有那么一瞬间，我却迷茫起来：我为什么还活着？

我知道，我正在一个风景堪称世外桃源的名曰“雨崩”的偏僻小村落，坐在一个名叫“徒步者之家”客栈的207号房靠窗的古老树桩上，默默地等候天明。

可是，我为何会在这里？又为何要等待日出？

漂泊在路上三个月又九天，两千三百七十六小时，十四万二千五百六十分钟，八百五十五万三千六百秒。在这八百五十五万三千六百秒的时光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人生的方向。银行卡上的数字越来越少，旅途渐渐接近尾声，我却依旧在这条充斥着迷茫无助的灰蒙蒙的人生道路上，绝望无措地挣扎着。我在与混沌压抑的命运抗争，在寻找希望之光，所以踏上了旅途，所以每一天，都在等待日出。日出，能给人带来希望。

九十九天前，我背着60L的橘红色Northface登山包，站在G城机场大厅干净明亮的落地窗旁，微笑着向送别的人挥手告别。何竹跑过来搂住我的肩：“小艾，平安回来。”温暖阳光透过无色玻璃洒在她的白皙面庞，眼角处的那滴晶莹水珠散射五彩光芒。轻拭去她的泪珠，微笑：“保重。”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向检票窗口。检票，登机，飞机滑行，升天，漫长未知的旅途启程……

九十九天前，何竹，是唯一来机场给我送行的人。

出发前我买了一份人身意外保险，受保人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我想，万一我在旅途中意外死去，也算是给贫苦山区的孩子们做了一件好事。这么做，并非因为思想境界有多崇高，而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

幸运或者不幸，我依旧活着。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着。

从青藏高原到内蒙古草原，从华北平原到华中丘陵，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胡扬树到青海湖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从丝绸之路的飞天壁画到茶马古道的无名小镇。这九十九天，我依靠大学四年兼职所得以及工作三年省吃俭用积累下的所有存款，走过了超越九千公里的征程。

一直漂泊在路上，一个人流浪，努力地寻找人生的希望。即使前路漫漫，即使头顶的天空灰暗得令人绝望，依旧不愿放弃追逐幸福的脚步。然而，我却迷失在路途上。

流浪九十九天，遇见了人生中最美丽的风景，认识了一些原本一辈子也不可能相识的朋友。可是，却仍旧没能找到遗失十年之久的幸福魔法盒。纵使拼尽全力去追逐，却还是这般不快乐。为什么会这样？

突然之间，窒息绝望的感觉刺激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九十九天前，银行存折上有45,000元人民币，那是我的所有积蓄；九十九天后，淡红色印刷纸上的数字少了一个4。

花光了一切，依旧未能寻到前进的方向。

我很绝望。

存折上那行单薄的五千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现在的困境：我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漂泊。失业了，存折上的数字只少不增。为了活下去，我必须回到G城，像所有在大城市拼命挣扎的小蚂蚁一样，勤劳地、一丝不苟地努力工作，为了不被克扣每月那微薄宝贵的一百元绩效工资，每天天微亮就起床，在充斥着汗臭闷骚味的公共汽车内，在人群中汗流浃背的间隙里，仰望朝霞冲破天际时的那一缕曙光。

在钢铁般冰冷的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我渺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城市不会因为我而改变运转，我却需要依赖城市才能生存。我们这些刚从大学出来的蚁族，被社会称为“小白领”。一个“小”字，隔开了一道与白领无法跨越的鸿沟。

我们与那些光芒四射的金领、白领们，穿着同样得体的服装，进出同一间高级写字楼，拿着天壤之别的薪水，干着一份不算重要却琐碎得可以让人抓狂的工作。既不算知识分子，又不算文盲。在朝九晚五的幌子下，无规律的加班生活无情地吞噬着原本就少得可怜的私人时间。然后在每个月的工资日，准时去银行查帐取款，盯着机器里那行不高不低的数字，怀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侥幸心理，贪婪地吸取空气中的欢乐与希望。

然而，我的人生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