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人比伯南克做了更多的危机应对准备了。他曾专门研究了20世界20年代的美联储是如何自鸣得意，从而为后来的大萧条埋下隐患。他也早在2002年和2004年的讲话中就详细阐述过，当美联储把利率降至零时，以后的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制定。”路透社的评论称。

勿庸讳言，伯南克教授仍然与美联储一道，正在面临着发展道路上几个巨大的挑战。

一是零利率约束之后非常规货币工具的有效运用。日本在20世纪末期泡沫破灭后，曾一度陷入零利率、低增长和长期通缩预期的窘境，并在本世纪初实施了如今被市场寄予厚望的定量货币宽松政策。与此次美国面临的情况相同的是，由于银行及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不理想，银行贷款同期并未出现大幅攀升，因而广义货币供应也没出现相应的增长，货币乘数大幅下降。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仍然是美联储面临的最重要任务。熟悉中国金融业的研究者可能会发现，美联储所声称采用的定量宽松政策以及央行直接向企业融资的政策操作，与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央行体制没有调整之前的中国人民银行的运作倒是有几分类似，而中国的金融从业者对于这种体制的缺陷和运作特征是有很深刻的理解的。

二是如何面对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蕴涵的金融市场风险，特别是可能的通胀风险。每次危机的解决往往都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了种子。美联储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后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随后的股市泡沫。2000年，美国股市泡沫破裂后大举放宽货币政策，也推动了近年来的住房市场繁荣。不能不让人担心的是，美联储史无前例的大幅降息和流动性注入可能会在此次金融动荡稳定下来之后，带来另一个后果——通胀卷土重来。我们看看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迅速膨胀，而且资产方持有的并不是原来的优质资产，而是越来越多的劣质资产。

三是如何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伯南克在其关于大萧条的研究中也提出，两次大战之间的金本位制的结构缺陷，以及金本位制的“游戏规则”支配的政策，使国际货币收缩和通货紧缩几乎无法避免，也是实际产出下滑的主要根源。本次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生和蔓延，和当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伯南克上台以后，也曾经多次在全球演讲中表示，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盈余，部分原因是全球储蓄过剩，以及以东亚经济和产油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转型——由净资本输入国变为净资本输出国。那么，在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和重建的进程中，如何平衡美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力量，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也是难题之一。

伯南克曾经说过，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那么，运用恰当、有效、创新的美联储政策以阻止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演变成大萧条，更是全球经济的“圣杯”。圣杯再次摆在伯南克和美联储面前，这一次不再是书房中的研究，而是波澜起伏的金融决策。

百年一遇的大危机，为伯南克的研究与政策实践提供了一个空前的大舞台，全球金融业都置身在这个动荡的剧场中，观看和研究着伯南克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