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工作。但是多里奥特告诉帕特森部长他已经在军中工作五年了，现在他必须回哈佛去赚点钱。帕特森部长没有放弃。他问多里奥特是否愿意在筹备新研发部门期间为新来的主管做副手。多里奥特同意了。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几个月的时间，不过他不喜欢他的上司，战争期间随处可见的团队合作精神早就消失不见了。“根本没法做任何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每个人都无所事事，只靠军队养着。”多里奥特回忆道。

就在这时，多里奥特接到了一位内阁官员约翰·斯奈德（John W. Snyder）的紧急电话，他刚刚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斯奈德部长告诉多里奥特他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陆军、海军和空军剩下的各种战争物资应当怎样处理。为了处理总价值为270亿美元的多余设备、齿轮和供给品，斯奈德部长说政府打算把所有处理多余物资的任务交给战争物资管理署（War Assets Administration）负责，他相信多里奥特应当接手这个新机构。

这个请求很特别，不过多里奥特礼貌地拒绝了。斯奈德部长让多里奥特挑选其他人来担任该机构的主管，多里奥特推荐了他的老上司，陆军上将格雷戈里。这一次，军方又请求多里奥特在过渡期间担任部门的副手，但是多里奥特拒绝了，他告诉斯奈德部长他已经同意在战争部总参谋部下属的研发部门做副职。但是斯奈德部长的回答是，多里奥特回忆到，他咆哮着说：“陆军可以等。但战争物资不能等。”他一手安排了两个职位之间的平稳交接，直到多里奥特走马上任，成为主要负责政策协调工作的战争物资管理署副主管为止。这项工作很有趣，但也比较混乱，多里奥特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工作的合适人选。“朋友太多，我都应付不过来，”多里奥特回忆道，“公司的理事和总裁们经常过来看看是否可以低价买到些好东西。”

尽管多里奥特真的想返回哈佛，继续享受当教授的舒适生活，但是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被一种全新的事业所吸引，这项崭新的事业与教书或服务军队这两种贯穿其一生的职业追求毫无关系。多里奥特打算进行一次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新探险：创立风险投资行业和发起企业化行动，以促进战后美国经济的复苏与繁荣。除了对法西斯作战，多里奥特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一直在与国内各种各样的保守势力做斗争，其中包括无能的政府监管者、目光短浅的立法机构和极端保守的投资管理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风险资本这个新理念马上就再次复活了。在日本投降以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决定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创造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为技术和工程公司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现在是时候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实践了。于是，康普顿召集了原先曾加入新英格兰委员会下属的新产品委员会的老部下，这些人当中包括拉尔夫·弗兰德斯、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和哈佛商学院院长唐纳德·大卫（Donald K. David），说服他们建立了一家风险资本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