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由头就是多里奥特一直梦想建立一个和平年代的军队研究机构。对仗双方就这一研究机构应设置在哪里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化的争夺与对骂，这场闹剧一直持续了四年时间，严重影响了多里奥特和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声誉，甚至差点导致该项目流产。多里奥特把这个他寄予厚望的机构取名为“人类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Man），他早在1942年第一所气候研究实验室在马萨诸塞州成立时就提出了这一想法，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里奥特一直不停地游说有关部门采纳他的建议。格雷戈里将军很欣赏这个提议，1945年，他建议应当在某地建立一所军需实验室。现在，双方争夺的焦点就在于这个实验室应当建在哪里——实验室建在哪里，配套的资金、资源和人们的注意力就会流向哪里。最后这件事演变成了波士顿和费城两个城市之间势均力敌的争夺。

这个项目对波士顿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以至于一群波士顿最知名的企业家，包括多里奥特在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同事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拉尔夫·弗兰德斯和卡尔·康普顿，都跑去游说政府和多里奥特。“上一个重要性可与之相比的事件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搬离华盛顿选择新的落脚点，”格里斯沃尔德在1945年10月25日给多里奥特的信中写道，“最后的选择也是在费城和波士顿之间。那一次波士顿输了。我们只是不能让波士顿每一次都输。”

格里斯沃尔德和其他名流之所以向多里奥特求助，是因为他们通过小道消息得知美国战争部正在考虑实验室的地点，并指示最终做出的决定要“非常重视多里奥特个人的推荐”。事实证明，他们的游说很成功。多里奥特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波士顿是建立实验室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这一地区聚集了多所大学和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实验室。战争部长帕特森在调查后认为波士顿“具备了实验室选址最需要的诸多特征”，因此他推荐波士顿作为最佳选择。

由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莱弗利特·索顿斯托尔（Leverett Saltsonstall）和众议员多数党领袖约翰·麦考马克（John W. McCormack）领导的第80届国会提出了一项拨款600万美元在波士顿建立实验室的提案。这个消息一经公布，费城的政客们马上便开始发起攻击。1947年7月2日，在众议员军事事务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一位名叫文森特·卡洛尔（Vincent Carroll）的费城民事法庭法官对多里奥特进行了攻击，暗示“波士顿之所以会被选中，完全是由于你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之间有利害关系所致。”

7个月以后，这场争吵变得更加下流。1948年2月18日，参议院军队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在波士顿建立实验室的提案。在听证会上，费城国会议员休·斯科特（Hugh D. Scott）说波士顿计划应当被贴上“多里奥特计划”的标签，因为它是多里奥特一手促成的。斯科特注意到了多里奥特与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之间的关系，他断言多里奥特对波士顿的选择有利益关系之嫌。斯科特说：“多里奥特个人有很强烈的理由希望实验室搬到波士顿。我想这会对多里奥特将军开办的研究公司大有好处。这种‘多里奥特式的操纵做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