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索罗斯有假的身份证件，他和他的家人仍然害怕被发现，所以还是很有必要尽可能地躲起来。他们其中一个藏身之处是地窖，地窖周围被坚固的石墙挡着，唯一的入口需要通过蜿蜒狭窄的石阶。在地窖里面，有一个可以藏匿的好地方，空间更大，是在一扇锁着的门后面。当有人来搜查屋子的时候，索罗斯一家就躲到这个藏身的地方。

索罗斯一家总共有11个藏身地，他们通常好几个星期都待在朋友的阁楼或地下室里，从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要突然撤出这个地点。如果说当时年仅14岁的索罗斯确实感到了惊恐，却也无人知晓，因为他后来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

的的确确，对于索罗斯而言，这一年似乎是“一次大冒险”。有一次，提瓦达和索罗斯恰巧躲在了同一个地方，两个人都有假的非犹太身份，他们俩交谈着，但不是以父子的身份，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避免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

还有一次，索罗斯一家躲在一个地窖里，为了消磨时间，索罗斯、保罗和提瓦达打起了牌。赌注是一些糖果。当索罗斯和保罗赢了，他们总是吃完自己的战利品。但是，或许是想起了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生存技巧，提瓦达自己赢了的时候，却不会吃掉他的那份。

索罗斯觉得1944年的战争经历回忆起来简直让人激动，他后来将这段时光描述为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感觉自己如同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忘记了战争，感觉不到其他人感到的那种恐惧。有提瓦达在身边，一切都大不相同：对于父亲，索罗斯非常引以为傲，受到提瓦达自信的感染，索罗斯觉得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英雄。

不管提瓦达看似有多少明显的错误，他教会了索罗斯重要的一课——如何生存。

1. 可以冒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提瓦达每一天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险，这让他相信，大多数其他的风险也是值得去试试的。

2. 冒险的时候，不要孤注一掷。

不要把一切东西都拿来冒险，那是很愚蠢的，也是不合实际的，更是没有必要的。

逃避纳粹的时候，乔治·索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冒险。但是当他接受假的身份证件时，他知道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死亡。

后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有更多的自由。他不用再做生死攸关的抉择了，他可以冒险，却不会孤注一掷，他要给自己留下东山再起的余地。

1992年，索罗斯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曾告诉一位电台的采访者说：“我很关注生存的客观需要，我不会去冒可能毁了自己的风险。”

世界大战还教会了索罗斯另外一课。

3. 认知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

我们对未来都有期望，但是这些期望不一定和世界的实际运转相吻合。

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他后来要探索的领域，以此形成了他关于人类的知识，后来则形成对金融市场的理论。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学校。战争结束后，犹太和非犹太的学生不再分成两个班上课。此时的索罗斯已经15岁了，和其他从纳粹创伤中走过来的学生一样，索罗斯比他的实际年龄成熟很多。在很多学生的心中，战争的创伤仍然历历在目，在他们的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帕尔·泰坦伊回想当时的情景时说：“班级纪律非常差，许多人都带着枪上学。它好像表明我们已经成熟了，但是，其实这很幼稚。”

1945年春天，卢帕岛的居民，包括索罗斯一家战后第一次回到这个岛。他们相互交流着战争时期的故事，讲述着他们如何逃生，聊一聊近期计划，这些计划都与他们觉得战后的匈牙利会发生的一些情况紧密相关。

每个人都在挣扎，都在犹豫不决：现在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吗？已经逃过了纳粹的迫害，匈牙利人不想送走了狼，又迎来了虎，过上另一种险恶的生活。如果新的政府像纳粹当局一样对待它的公民的话，看起来最好还是离开这里，而且越快越好。

可是新政府是友善的还是充满敌意的，这还不太清楚。更确切地说，没有人敢肯定苏联在匈牙利政府中会发挥多大的作用。

索罗斯家的朋友中有些人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相信一切都会变好，事实将会证明，苏联比纳粹要友善得多。但是其他人对此却嗤之以鼻，深表怀疑，并对此冷嘲热讽，他们准备收拾行囊，趁着还有可能获得护照的时候离开。

乔治·索罗斯就属于后者，他感到是时候离开匈牙利向西进发了。1947年的秋天，17岁的索罗斯只身上路，而他的哥哥保罗则迫切地想完成工程学的学习，因而在匈牙利又待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