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75年，华尔街圈内开始注意到索罗斯。更确切地说，他赚钱的能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注定要成为大人物。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和索罗斯共事过的艾伦·拉斐尔所说：“索罗斯工作努力，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作敢为，他很擅长投资。这种职业本身不需要缜密的逻辑和理性的思维模式，这是一种直觉的过程。在这一行业中，经验丰富与否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我看来，索罗斯天生具有这些技能。”

尽管在华尔街，索罗斯已经小有名气，但在华尔街之外，鲜有人知道他。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70年代的金融巨头们一般都是默默无闻的。在那时，业内媒体不太热心关注华尔街的一举一动，而对于金融市场上的大人物，媒体更是没有什么兴趣。如今，华尔街的这些大人物都被媒体密切追踪和报道，不仅仅关注他们的职业生涯，也窥视他们的私人生活。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天才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

即使媒体紧追不放，索罗斯和其他大多数在华尔街的同行都会对媒体心存戒备，他们想尽可能地保持低调，不要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投资被认为是一种很个人的活动。再者，华尔街的人们普遍认为，吸引公众注意这种行为会带来坏运气，无异于死亡之吻，起初很有诱惑力，但是最终将使人陷入深渊。一般认为，降临到华尔街投资者身上的最坏命运，就是上了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封面。不仅要为名声付出代价，有时可能是致命的代价。

所以，乔治·索罗斯远离聚光灯，他感觉这样非常自在。他的好友拜伦·威恩说道：“在我和索罗斯交往的经验中，他从来没有自我吹嘘过，即使吹嘘对他有利，他也不会那样做。”但是当索罗斯卷入美国的政治中时，当宣传他的政治事业至关重要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在本书的第29和第30章中，我将详细介绍这点。

1975年5月28日，《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一篇盛赞索罗斯的文章，将索罗斯推到了聚光灯下。而文章的标题让索罗斯初次尝到了公众荣耀的滋味：

逆流而上：证券基金避开华尔街潮流，艰难时代独领风骚

这则《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会给索罗斯带来厄运吗？他会发现自己的运气变坏了吗？索罗斯自己有预感，媒体的关注会给自己带来害处。但是事实上，索罗斯应该有足够的理由为这篇报道感到高兴，因为这篇报道极力吹捧索罗斯不随波逐流的金融思想，并断言正是这种独立的思想使得索罗斯基金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华尔街日报》是如此盛赞索罗斯和罗杰斯：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在购买股票方面，索罗斯和罗杰斯这对黄金搭档表现出了过人之处，他们在股票不受大众青睐的时候买入，而在股票涨到高点时卖出。他们一般不理会共同基金、银行信托部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普遍持有的股票，除非进行卖空交易。”

1973年和1974年，当大机构沮丧地看着自己持有的股票价值减半的时候，索罗斯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973年的增长为8. 4%，而1974年获得了17. 5%的增长。

罗伯特·米勒是当时索罗斯的一位同事，他回忆说：“索罗斯具备一种技巧，在有些思想还未显露的时候，他就能拨开云雾，找到一线曙光……他很确定自己为什么应该买入或者不买。索罗斯另外一个突出的能力就是，一旦他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会马上改正，毅然抽身。”

索罗斯基金公司最常用的一个技巧就是卖空。对于这一点，索罗斯承认自己有一种“邪恶的快乐”。他喜欢卖空那些机构青睐的股票。索罗斯基金公司和几个大机构下相反的赌注，卖空了许多他们青睐的股票。最终，这些股票暴跌，索罗斯基金因此赚了一大笔。

索罗斯进行的雅芳交易，便是他卖空牟利的经典例子。为了卖空，索罗斯基金以120美元的市价借出了10 000股雅芳的股票，接着股价大幅下跌，两年后，索罗斯又以每股20美元的市价买回了10 000股……每股赚100美元的利润，索罗斯基金净赚了100万美元。索罗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文化倾向：老龄化的人口将意味着化妆行业的销售收入减少。，索罗斯在雅芳赢利下降之前就觉察到了。

索罗斯高兴地解释说：“在雅芳的例子中，银行没有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化妆品行业的繁荣已经结束，因为市场已经饱和，而孩子们不用化妆品。这是他们错过的又一大变化。”

当然，索罗斯也有失手的时候。有时，在参观工厂的时候，索罗斯太过于相信公司管理人员的乐观评估。他购买好利获得公司（Olivetti）股票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跟公司管理人员的会面，他事后对那次会面很懊悔。因为股票并没有上涨。

在外国货币上投机也是一个失败的主张，购买股票期权也是一样。由于误以为半导体股票会看涨，索罗斯和罗杰斯的团队在美国史普拉格电子公司（Sprague Electric）上亏蚀了75万美元。对此，罗杰斯的解释是：“这只是由于分析不足，再加上我们买的是半导体行业的边缘公司，不是主流公司。”

索罗斯和罗杰斯的系统仍然行之有效。20世纪70年代对于华尔街上的许多人来说是个危险的时期，但乔治·索罗斯却是个例外。自1969年1月到1974年12月，索罗斯基金公司的股票价值几乎上涨了三倍，从61万美元增长到180万美元。期间的每一年中，索罗斯基金都呈现正的增长。而相比之下，同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3. 4%。

1976年，索罗斯基金增长了61. 9%，1977年，美国陶氏公司（Dow）下降13%的情况下，索罗斯基金增长了31. 2%。

1977年末到1988年初，索罗斯和罗杰斯再度决定在技术和国防类股上持有头寸，这在当时是最逆反的观点，因为大多数华尔街上的交易员碰都不想碰这些股票。摩根斯坦利的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说：“要知道，吉米·卡特总统在谈论人权问题，而索罗斯早在华尔街投资者之前18个月就开始谈论那些股票了。”索罗斯责怪自己买得太迟，可是他仍然领先于其他人。

1978年，索罗斯基金公司的资产价值增长到1. 03亿美元，基金有高达55. 1%的投资回报率。接下来的一年，即1979年，索罗斯基金的回报率上升到59. 1%，资产价值增长到1. 78亿美元。索罗斯的高科技投资策略仍然充满活力，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

1979年，索罗斯重新命名基金，叫做量子基金（Quantum Fund），以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Heisenberg）发现的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该原理认为：在量子力学中，人不可能预测到亚原子粒子的行为。这一理论正好和索罗斯的金融理论吻合。索罗斯认为，市场也总处于不确定和不断变动的状态。如果不去考虑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而在出乎意料的事情上下注，就有可能赚钱。索罗斯的基金经营得非常成功，以至于基金根据自己股票的供求关系来收取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