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郑伯奇等人的采访以及初步的商议，使鲁迅满心欢喜。这一天夜里，他吃着螃蟹，开怀畅饮，直到大醉。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衷心喜悦过了。

面对着庞大的黑暗势力，鲁迅多么希望革命力量能够联合起来，他意识到：没有坚固的联合战线是难以胜利的。但是对于创造社提出的革命文学口号，他却有些不以为然，他觉得当务之急，在于做革命的人，至于提不提革命文学的口号，倒无须急急忙忙。然而在中国文坛上，创造社是一支有生气的革命力量，这是他很清楚地看到的，因此早就有联合他们一起抗击黑暗的愿望。1926年11月7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说明了自己的心愿，他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鲁迅到了广州之后，并没有忘记这个美好的愿望。1927年4月1日，他和成仿吾等人还联合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这篇宣言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了抗议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血腥暴行而发的。宣言以激昂的感情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是在东方极力向帝国主义进攻的！……我们底意志确有建设无产社会的可能。""我们底斗争总是向着资本帝国主义，我们只有从榨取的资本帝国主义者手里夺回生活，此外再没有别的目的，也再没有别的生路。"宣言最后还呼吁："全世界的无产民众联合起来。"这是一个磅礴着爱国主义与革命理想的宣言，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由创造社的朋友起草，鲁迅毫不犹豫地在宣言上签了名。

1927年9月24日，鲁迅就要离开血雨腥风吹打着的广州，离开之前，他觉得应当去告别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友人。此时，他想到了创造社。于是，他到设立在昌兴街四十二号的创造社广州分部，向他们告别。分部的同志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热情地招待即将远行的鲁迅，并赠予《创造周报》、《洪水月刊》、《磨坊文札》、《新消息》等六种书刊。鲁迅此次离穗，不愿意告别其他的朋友，但觉得不能不向创造社告别，他对于创造社是信赖的。次日，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仍然想起创造社，觉得在文艺已逐渐萧条的中国，创造社的努力是很可宝贵的，他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离开广州的时候，鲁迅对创造社怀着那样美好的印象和感情，而今天，创造社的友人又来访，并表示了联合的愿望，鲁迅怎能不感到兴奋呢？按照这一天共同商定的计划，1928年1月1日，《创造周报》公布了编辑委员和特约撰述员的名单，在特约撰述员的名单上，第一人就是鲁迅。

但是，计划仅仅实现到这一步，下一步就停止了。这是因为创造社在决定与鲁迅联合及拟定计划时，并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年轻人真有点冒冒失失。在郑伯奇等准备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成仿吾已到日本去了，彼此在事先也没有商量。成仿吾在日本与创造社的另一部分成员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又拟定了一个计划，他们准备加强创造社的革命色彩，把创造社作为鲜明的思想斗争的基地，出版政论性很强的月刊《文化批判》，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郑伯奇这时写信告诉成仿吾，他们已和鲁迅商量恢复《创造周报》的计划，而成仿吾认为，要建立新的普罗文艺，老作家都不行了，鲁迅当然也是属于"不行"之列。

成仿吾和在日本的一些创造社成员，正当年轻气盛，革命热情很高，但也"左"得厉害，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很幼稚。他们要建立新的普罗文学，这在中国是需要的。在当时大资产阶级十分猖獗、白色恐怖笼罩祖国大地的时候，他们敢于第一个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揭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确实是勇敢无畏的，是有卓越的历史功绩的。然而他们正像一切新生的事物一样：虽然带有革命热情、敢于斗争等许多宝贵的品质，然而也带着一些很难避免的冒冒失失的弱点。他们显然带着"左"的幼稚病。他们觉得神圣的新鲜的普罗文学，是应当纯粹又纯粹的，普罗文学队伍也应当是纯粹又纯粹的，而在中国，则只有他们这些新崛起的青年革命作家才是纯粹的，鲁迅这样的老作家已是"时代的落伍者"了。他们当时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思想水平来认识鲁迅深刻的革命性，理解鲁迅的伟大所在。他们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认识还比较简单，甚至比较肤浅，因此，他们也无法真正了解鲁迅作品对于中国革命的真正价值，他们对中国社会和对革命文学的认识与鲁迅还存在着距离。他们还不了解，革命文学不可能单凭革命的观念和热情产生，如果自己不投入革命洪流中真切地感受革命的脉搏，把自己首先锻炼成为革命者，那么，革命文学就难以成功，而且还会把革命文学引入错误的方向。由于他们的幼稚病，结果他们不仅未能执行与鲁迅原定的计划，而且错误地把鲁迅作为普罗文学的抨击对象。他们在《文化批判》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又在第二期上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这些文章错误地把时代的先躯者鲁迅看成是"时代的落伍者"。鲁迅是向旧中国吃人筵席进攻得最坚决的战士，他最清醒而尖锐地看到了旧社会的污秽和积弊，而这些文章却把他说成是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认为他是"以趣味为中心"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和说几句"人道主义漂亮话"的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