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是单纯的、热情的，他们不仅希望听鲁迅讲一次，而且希望常常听到鲁迅的课。5月23日，北大国文系的学生还派了六名代表，请鲁迅去教书。鲁迅婉言谢绝之后，他们承认鲁迅应当回上海，但又要求预定几门功课，恳求鲁迅再次来京时进行授课。鲁迅了解青年们的心，然而他无法答应这种办不到的事。

他是不愿意留在北京的，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明这一原因：我这次回来，正值暑假将近，所以很有几处想送我饭碗，但我对于此种地位，总是毫无兴趣。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相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都感不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忧，但也别有生气。鲁迅是不习惯于"世外桃源"的安闲生活的。他向来喜欢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喜欢对于生的执着和对于死的挣扎，而不喜欢玩赏琥珀扇坠，翡翠戒指，也不喜欢宁静和幽雅的地方。那些迷恋于桃花源式的生活的人，固然没有斗争所必经的苦痛，然而也决没有胜利时的难言的欢乐。对于一个真正的战士来说，没有什么比与时代隔绝、落在队伍后面，更使他感到不安的了。所以身在北方的鲁迅，总是留恋着上海那种既有烦忧又有生气的生活。

回到上海之后，鲁迅照样是终日伏案写作，照样是不停地看稿，翻译，校对，生活是紧张的。然而，他依旧热心地做着培植艺术花朵的工作。6月16日，他分别给白莽和孙用发了一信，鼓励了他们的翻译。

白莽就是年轻而有才华的革命诗人殷夫。鲁迅办《奔流》的时候，他投来了从德文翻译出的《裴多菲传》一稿，鲁迅一看便觉得宝贵，于是立即发信去索取原文，殷夫便亲自送来了。

殷夫那时才刚过二十岁，面貌很端正，脸色是黑黑的。他真是个诗人，一和鲁迅见面，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滔滔不绝地说话。走了之后，又马上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说他对这次相见感到后悔，因为他说的话太多，而鲁迅的话太少，又冷，好像受到一种威压似的。鲁迅读了信，微微一笑，他喜欢这种爽直而率真的人。于是，他便立即写了一封信去解释，安慰这个感情丰富而容易波动的青年诗人，并且告诉他，作翻译应该忠实于原文，不应当以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原来，昨天鲁迅收到《裴多菲传》原文后，就连夜校对译文和原文，除发现了几处误译之外，还发现一个有意的曲译，把"国民诗人"这个词，译成"民众诗人"。鲁迅是不赞成这样做的。因此他把意见及时地告诉这位新结识的诗人气质很浓的年轻朋友。

鲁迅自己是喜欢裴多菲的诗的，现在他发现一个也热爱裴多菲诗的青年，心里感到喜悦。因此，在写好这封信之后，他把自己藏在身边的十分心爱的两本裴多菲的书，也赠送给殷夫。这两本书，一本是散文集，一本是诗集，都是德文的译本。在裴多菲的祖国匈牙利，已经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了。这两本书是鲁迅珍藏的，这是三十年前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托东京的丸善书店到德国去买来的。开始店员不肯经手，而鲁迅那时正当是酷爱裴多菲的时候，便怀着惴惴之情恳求，才最后得到的。几次搬迁，这书总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此次鲁迅遇到能够理解这书的价值的人，感到很高兴，他决定送给也如他在日本时那样热爱着裴多菲的青年，这也正好可以给书找到一个好的着落。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委托柔石亲自把书送交殷夫。殷夫得到这本集子，自然如获至宝，高兴地阅读，还译出几首诗来。后来他被捕牺牲后，鲁迅翻翻他的遗物，发现其中一本《裴多菲诗集》还在，鲁迅像捏着一把火，一页一页地翻看，见到在一首诗的旁边，还有殷夫的译文，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然而鲁迅倾注心血培育的幼苗，却被凶残的刽子手摧残了。

与殷夫同时注重从德文翻译诗文并注意裴多菲的诗的，还有一个当时在邮局工作的青年孙用。1929年1月，鲁迅第一次接到这个青年的译稿后，就亲自给他回信，并把他的译诗刊登在《奔流》上。他开始译莱蒙托夫、海涅的诗，以后又译裴多菲的《勇敢的约翰》。这部诗是孙用从世界语译本中转译的，这一年9月初，鲁迅接到这份难得的译稿，非常高兴，他一口气读下去，觉得译文认真而流利，更是高兴，感到得了一种珍奇，他马上下了决心，一定要让这部译稿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