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7节:第十一章点点滴滴(7)

鲁迅传 作者:许寿裳


1925年3月,陶元庆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鲁迅于一天之内参观了两次。他两次到会场,都在陶元庆的《大红袍》和《农女》两幅画前长时间地停留,仔细地欣赏着。参观之后,他作了《〈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给这个青年画家以很大的激励。这之后,鲁迅一再请陶元庆设计自己的著作、朋友的著作和由他扶持的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书籍的封面。当他看到陶元庆为他设计的《彷徨》的封面时,他高兴地给陶元庆写信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我很希望兄有空,再画几幅,虽然太有些得陇望蜀。"1927年底,当陶元庆在上海举办画展时,鲁迅又为展览会写了《当陶元庆的绘画展览时》的评论文章,精辟地分析了陶元庆绘画艺术"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民族向来的灵魂"。对于鲁迅的激励,陶元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激。这个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的青年,在鲁迅到上海之后,一直怀念着鲁迅,多次从杭州来看望鲁迅,甚至违背自己不爱送礼的本性,给鲁迅赠送了火腿。陶元庆的挚友许钦文说,这在元庆是个创举。是的,忠厚的陶元庆,觉得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他对鲁迅特殊情谊的感谢是必要的。

然而,晨露易逝,这个有希望的青年画家竟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这消息使鲁迅感到多么突然,多么痛惜呵。他爱艺术事业和这种事业不可多得的人才,甚于爱自己的生命。当许钦文料理完后事到上海见鲁迅时,鲁迅伤感地问着陶元庆去世的每一个细节,去世后家里的每一个消息。他满脸悲哀,微合着两眼,静默地听着许钦文的述说,时而又突然睁大眼睛,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仿佛这样可以唤醒他所爱的已经长眠的死者似的。当他知道元庆临死前,许钦文抱着他喝咖啡,而终于死在朋友的怀抱里时,鲁迅紧张的脸色才轻松了一下,说:

"两次死在你的手臂上,总算临终是有亲近的人在身边的了"。

鲁迅悲戚的心,似乎感到了一点慰藉。

过了几天,鲁迅又约许钦文到他家来。许钦文到他家之后,鲁迅沉默着,过了一会,他站起身,从那约一尺高的保险箱里拿出一个纸包来,放在许钦文面前,侧着脸声音低沉地说:

"我想,既然璇卿喜欢西湖,大家的意思也主张要给他在西湖边上留个纪念品,索性就把他葬在西湖边上罢。这里是三百块钱,你去给他买块冢地。"

璇卿是陶元庆的字。钦文知道鲁迅的眷眷之心,感动地默默把钱收下,并按照鲁迅的意思在西湖边上买了一块冢地,建了小小的"元庆园",让长眠的青年艺术家可常常沐浴着西湖上清新的风。

在这之后,鲁迅又想到许多古坟本身已经陷下看不出什么来了,可是坟旁的柏树却高高挺立着,标志着坟墓的存在。于是他又约来许钦文。建议在陶元庆的坟旁,种上几株柏树。最后,他告诉许钦文,说他还有一种遗憾:他原准备为死者出《陶元庆画集》,可是现在国内印不好。到国外印,出口进口要纳很高的税款,又负担不了,只好作罢。他希望许钦文努力保护友人留下的这笔遗产。鲁迅希望友人的艺术遗产,能比坟旁的柏树有更长久的生命!

鲁迅在与青年文化工作者交往中,总是给予他们导师般的关怀,然而他却从来不以导师自居,他总是称这些青年为"兄"与"先生",把他们看成亲密无间的友人,与他们相互学习。当后一辈的青年指出他的错处时,只要是对的,他便在真理面前心悦诚服。

陶元庆曾介绍自己的一个同学钱君匋与鲁迅认识,君匋也喜欢书籍的装帧,他第一次随同陶元庆见鲁迅时,就把自己装帧的《寂寞的国》和《破垒集》请鲁迅指教,鲁迅看了看,指着几种装帧,诚恳地说:"很好,有一些陶元庆的影响,但自己的风格也还显著,努力下去,是不错的。"1928年陶元庆为鲁迅的《朝花夕拾》作好装帧之后,为了保证套色印刷的质量,钱君匋负责跑印刷厂作校对工作。书印完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鲁迅,信上除了关于《朝花夕拾》的印刷之外,还告诉鲁迅:他所译的《思想,山水,人物》一书中有一个误译。鲁迅见了信之后,连连点头,并立即给钱君匋回信,信中说:……《思想,山水,人物》中Sketch Book字,完全系我看错译错,最近出版的《一般》里有一篇文章(题目似系《论翻译之难》)指摘得很对的。但那结论以翻译为冒险,我却以为不然。翻译似乎不能因为有人粗心或浅学,有了误译,便成冒险事业,于是反过来给误译的人辩护。鲁迅不把自己的疏忽归罪于翻译的艰难,他欣然地接受青年朋友中肯的指正。在-个崇高的心灵里,它对任何细小事情的反映,都是无私和明朗的。鲁迅正是以这种慈爱而谦虚的精神,赢得青年们的爱戴。青年们从他心灵中感到一种最美的信念:祖国的文化事业,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930年3月底,鲁迅回顾到达上海后两年多时间里,把生命消磨在点点滴滴的扶助青年的事业上,使自己少写了不少文字。然而,他并不后悔,他从这种回忆中感到充实,扪心无愧,他为自己能作为青年们前进的阶梯而感到这些逝去的年华是值得缅怀的。他把这种心绪告诉友人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信)

鲁迅确实做了崇高的"梯子"。通过它,许多蹒跚学步的青年,才攀登到白云深处,采掇了文学艺术的灿烂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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