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州住下不久，家中亲戚们亦纷纷送子女来跟我，以便读书。其中男孩子们居多，分别就读于小学、初中、高中，如德明大伯的大儿子秋芬、刘家四姑的儿子仁生、朱家五姑的儿子邕生、表侄刘水保、玉森叔祖之子李任堂、敬修表弟之女琼英、同乡李镇业等。年长一点的则由德邻供给他们寄宿在学校，其余的多数跟我住。来了这一群少年儿童，家里可热闹了，每餐吃饭总有十个人以上，坐不下宁愿在背后站着，在背后伸筷子是不好夹菜的，便想出一个办法来，轮流着站，也要图个喜欢凑个热闹。到了学校放寒暑假就更不得了，都搬到我家。住不下，男孩子们便上楼顶晒台打地铺。那时广州人时兴穿木板鞋，那木板鞋有个好处，夏天穿起来凉快极了，走起路来，踢踢踏踏，响得有好听之处，也有聒耳之时。比如你出到大街，听见那些家庭主妇以及来自顺德的自梳女（她们除了隆冬腊月，其余时间大都是木板鞋不离脚的），走在那石块地，水泥路上，满街响起踢踢踏踏之声，很有节奏，也特别有趣。若在雨过天晴，泥土不扬时，更觉悦耳。有人说这是羊城一景。我初去时不习惯，后来也慢慢学会穿了，但平时我还是不穿的，只是在洗澡时穿它特别好。家中孩子们也人各一双，在晒台上来往追逐，把个屋顶都踢翻了。那就不但聒耳，简直叫人头痛了。每逢这个时候，我只好一声断喝。这班孩子才又一个个脱去木鞋，蹑手蹑脚地不敢出声，缩头缩脑地吐舌头，朝我做鬼脸，让你奈何不得。幼邻则说：“妈，你这么恶，谁都怕死你了。”我说：“怕才好，不怕，你们会闹翻天。”说来也怪，这班孩子平时在家称王称霸，父母讲不听，就听我的。只要我一出声，他们便服服帖帖，规规矩矩了。我平常是不作兴骂人的，就连婢女我也不打不骂。只是在她十分不听话时才骂她，甚至也打过巴掌。记得有一次我打了梅兰，她非但不哭，还笑。我问她，打你不哭倒笑？她说：“大夫人，你打得一点不疼，我哭什么呀！”尽管我很少责骂人，但人人又都怕我，大嫂对我说：“这是大夫人有威风，镇得住；不然的话，这个家便变成孙悟空大闹天宫了！”

那时我家生活并不奢侈，大小十多个人吃饭，每餐只不过五六个菜，早餐一贯是各人自理，我自己不吃早点。人家说我节约，我只是没有这个习惯罢了。仍然是大嫂管饭弄菜，她自从在南宁跟了我，一直得到我的信任，我并不把她看作用人，我把她同亲人一样看待。有了大嫂这个好管家，我一切都不用操心，每月把钱交给她，由她去经营开支，从来没和她算过账。大嫂弄的饭菜不但可口，且常常更换菜色。手脚麻利，不慌不忙地按时开饭，从没误过孩子们去上学。晚上还教婢女及我的一个外甥女认字，给她们讲典故，讲社会见闻，真是难为她了。可惜到广州的第四年，她忽然一病不起，死时才四十出头。

我在广州，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驻粤办事处供给，广西驻粤办事处主任是王逊志（即王象明）。

那时在广州有白姑太（白崇禧将军的姐姐），她带领着一群孩子在广州念书。我们之间虽有来往，但极少互请吃饭，一方面因白姑太是教门人，不吃猪肉，到别人家吃饭很不习惯，二来我们又都经管着一群孩子，一出门总不免一大伙跟着，也就不轻易到人家做客了。

还有漆道微太太、王逊志太太、黄季文太太等，她们也是为送子女到广州就读而来客居的。常常是她们来看我，邀我去逛公司买东西，去观光广州名胜，如中山纪念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去白云山烧香拜佛，去荔枝湾吃艇仔粥。其中有两件事是我记忆最深的，一是年三十晚游花市，二是到城隍庙看相。